摘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防和军队建设应当与国家由大向强发展阶段的要求相适应，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确立和施行与国家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发展战略。实现和平发展，应坚持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有机统一、以基于能力为主的军事发展战略，通过整体运筹和运用军事力量，来营造和平发展态势和环境。

　　关键词：和平发展 军事战略 军事力量

　　中图分类号：E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92（2017）02-0043-07

　　收稿日期：2017-03-16

　　作者简介：赵周贤，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空军大校；刘光明，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上校

　　当前，“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 。这“三个前所未有”，是中国正在和平发展新阶段的鲜明标志。习近平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但“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由此可见，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富含辩证法思想的和平发展。历史表明，新兴大国和平发展不可能顺顺当当。在世界处于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的时代条件下和平发展，必须加快建设强大军事力量，善于运用强大军事力量，做到建设和运用两手都要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和平发展开拓和扞卫“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境界。

　　一、建设与我国和平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强大军队就是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能够保障和平发展的世界一流军队，总要求是具备强大军事实力，能够慑止和粉碎敌对势力以武力阻断我国和平发展进程的战略图谋。达成这一总要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从国内看，能够满足当今中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的安全和发展需求，既不需耗费过多的国家资源，又具备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事能力，在强军目标引领下建设强大军队；二是从国际看，能够赶上和引领世界军事发展潮流，军事实力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跻身世界军事强国之列。只有这两个条件都满足，我们的军队才能有效保障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并赢得世界军事竞争优势，才谈得上是世界一流军队。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弥补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的差距。习近平强调：我军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这“两个差距还很大”，首当其冲的是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的差距，建成一流军队必须弥补这个差距。

　　当前，我国安全与发展既面临现实威胁，又面临长远威胁。从现实威胁来看：我国地缘战略环境日趋复杂，面对多方向安全压力；海上安全环境更趋复杂，对我国安全战略全局的影响更加突出。国际战略格局、全球治理体系、全球地缘政治棋局、综合国力竞争发生重大变化，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国际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安全风险和变数增大，世界依然面临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世界急剧变化增大了我国安全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同时，我国安全问题的联动性、整体性增强，增大了维护安全的难度。

　　应对这些威胁，需要综合考量、统筹联动，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维护国家总体安全，需要努力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军事安全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有效遏制、抵御外来侵略和颠覆的保底手段。在国力许可的限度内，军队越强大，意味着军事保底手段越有质量，国家也就越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像泥足巨人，是无法经风雨的。军事上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将是致命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从大到强的发展都必然面临来自敌对势力的阻遏。应对强大的阻遏力量，更必须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不是像世界近代史上一些崛起大国那样搞“国强必霸”，与守成大国一决高下，而是迫使其正确对待世界格局发展大势，正确估量世界力量对比变化态势，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这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指出的：“天空足够大，地球足够大，世界也足够大，容得下各国共同发展繁荣。”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必须弥补我军现代化水平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的差距。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而且要在军事上拥有保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强大实力。从历史上看，支撑崛起大国世界性影响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无一例外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军事力量是其大国影响力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军始终在维护其全球影响力中发挥着强大支撑作用。单拿海军来说，美国拥有庞大的海外军事基地群，遍及除南极洲外的六大洲、四大洋。这些密集的海外军事基地，与游弋在各个海域的航母战斗群一起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支点，支撑起美国辐射全球的权力版图。

　　当前，我国军事实力与世界军事强国相比，差距还很大。2014年7月，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展示了全球排名前35位的国家军力。根据这一排名，中国被排在第三位。 尽管我国的位次比较靠前，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个第三位与美国的第一位实际上不在同一梯队，中美军力差距非常明显。2014年6月4日，香港“中美焦点”网刊文认为，任何一场美中战争都将发生在美国具备相对优势的领域内：空中、海上，甚至是太空。 特别要看到，美国并不满足于当前的军事优势，而是不遗余力巩固和扩大这种军事优势。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要求增加540亿美元国防开支，这将使美国的国防开支达到创纪录的6030亿美元。 面对这样的差距，我们要有强烈忧患意识，矢志强军兴军，踏踏实实走好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二、确立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

　　确立和施行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普遍做法和时代潮流。中国要实现和平发展，同样必须确立和施行与和平发展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

　　科学把握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两种军事力量发展战略。当代世界军事力量发展战略，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基于威胁，即以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为主的发展。这种路径，主要源于应对安全威胁的现实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眼前安全威胁的刺激。另一种是基于能力，即着眼未来塑造能力为主的发展。这种路径，主要源于战略目标的牵引，是为了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而谋求塑造能力的发展。

　　基于威胁，立足于应对面临的现实安全威胁，即根据威胁来规划自己的军事力量建设及其行动，主要表现为当前性、被动性、维持性的发展。而基于能力，立足于塑造未来军事能力，具备慑止对手依靠突然袭击等作战手段达成目标所需要的能力，能对付各种威胁，主要表现为前瞻性、主动性、创新性的发展。但就现实来看，没有单纯基于威胁的发展，基于威胁同样需要提升能力；也没有单纯基于能力的发展，基于能力目的还在于应对安全威胁。只是基于威胁更注重眼前应对，其发展必然是立足于当前的、现实的；基于能力更注重从宏大视域中化解可能的安全威胁，把应对安全威胁融于塑造未来的发展中。从这个意义上看，两种发展战略，实际上都是在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结合基础上，以应对现实威胁为主，还是以塑造未来致胜能力为主，由此形成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着力点等，进而构成不同的发展模式，体现出不同的发展结果。

　　深刻把握由基于威胁为主向基于能力为主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演变趋势。军事力量发展基于威胁为主，还是基于能力为主，总是与具体历史条件、国情军情、敌我态势等相联系。一般说来，弱国、面临安全威胁大的国家，或是处于冷战状态下的国家，往往不得不实行以应对现实安全威胁为主的发展战略，而安全环境相对宽松的大国或强国，往往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追求与之相适应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即从增强军事能力这个根本之策出发应对威胁，从而形成基于能力为主的军事发展战略。特别要看到，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推进，可用于战争的新技术层出不穷，战争制胜机理和作战样式深刻转变，战争威胁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图准确预见战争威胁并作出相应应对的难度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新技术使发展军事能力的效率极大提升。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更多国家走上了基于能力为主的军事力量发展道路。比如，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主要战略对手，迅速且自觉踏上基于能力的发展之路，强力推动军事改革、军事转型，始终保持世界新军事革命“领头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力相对贫弱，且面对严峻的外部威胁，我国基本保持了基于威胁为主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作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正确判断，军队建设指导思想转到和平建设轨道上来。当时，由于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军队要忍耐方针，我们对军事能力发展缺乏应有的足够重视。海湾战争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世界上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让我军看到了与发达国家军队的“时代差”，再加上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这些因素，促使我们党和军队更加警醒起来，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解决我军“两个能力不够”的突出矛盾问题，在注重应对现实威胁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军事能力，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中国和平发展应坚持基于威胁与基于能力有机统一、以基于能力为主的军事力量发展战略。基于能力为主，是当代中国军事领域的深刻转变，更是中国由大向强进程中军事发展的深刻变革。它关系着中国军事发展能否赶上和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和坚强力量保证；它从更高层次决定和规制中国军事发展必须具有更高远的目标指向，更具前瞻性的战略视野与战略筹划；它要求中国军事发展必须更加着眼未来，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创新性。这对当今中国军事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将面临更大挑战与风险。

　　当今中国军事发展，必须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目标，着眼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需求，提升应对各种安全威胁和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当代军事力量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尤其是这种面向未来的发展，必须强化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运筹、战略规划、战略布局、战略预置，把发展目标转化为科学的战略规划和有效实施，形成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加强战略规划实施的风险评估和执行监督。当代军事力量发展战略的本质，就是军事改革与创新战略。必须把军事领域改革创新放在更加突出地位，明确改革创新的目标和路径，积极推进军事领域各方面改革创新。

　　当今中国基于能力的军事发展，必须正确把握和处理军事发展与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的辩证关系。军事力量发展必须关照和能够应对现实安全威胁，同时，又必须始终坚持军事力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即使在必须把应对现实安全威胁突出出来的情况下，也应紧紧扭住长远目标不放，不能因当下的紧迫需要放弃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善于围绕国家安全和发展大局，把军事发展尤其是新型作战能力，有目的有重点地释放出来，把能力和实力转化为强大威慑力。在小规模武装冲突难以避免情况下，更应善于通过展示军事实力威慑，破解国家发展面临的安全困境。要转换推进军事发展的思路，善于以应对现实安全威胁来检验军事领域重大发展的成效，持续助推军事改革与创新，进而以军事发展的新成果，更加有效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

　　三、整体运筹运用军事力量积极营造和平发展有利态势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设计任何战略，都要在这个大目标下来筹划。当前，随着我国国力的迅速增强，我们应对危机的手段和选择明显增多，这为我们着眼和平发展，从整体上运筹军事力量的运用打开了新的更大空间。我们要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和止战、威慑和实战、战争行动和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战略格局。

　　营造和平发展有利战略态势要坚持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和平发展不是绝对不要战争，而是通过整体运筹军事力量，营造更为有利的和平发展态势。历史表明，在国家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或侵害时，面对敌人强加于我的战争，不畏强敌、决战决胜能带来更长久的和平；反之，在国家核心利益受到损害、战略底线遭到践踏时仍选择妥协，就会使民族复兴进程中断，并带来重大利益损失。我们采用和平的方式发展，不惹事，但如果敌人执意挑起事端，我们也决不怕事。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在“不战”无法有效维护和平的情况下，就需要敢于和善于以战止战。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在新中国安全受到外部威胁的关键时刻，我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以美军为首的侵略军赶回“三八线”，粉碎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保卫了东北亚和平和新生的人民政权，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也为我国赢得了几十年和平建设的战略机遇。

　　新形势下，我国崛起遇到空前阻力。化解阻力，既要登高望远，加强合作，避免对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又要在核心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坚决果断使用以战止战的手段，绝不能容忍敌对势力以武力中断我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要着眼和平发展的战略目的，按照战争制胜机理推进变革强军和战争设计。坚持把握全局，审时度势，通过周密的战略谋划，把握好“控战”的每一个环节，使“以能击不能”形成非对称优势，力求主导战局，实现未战先胜。

　　军事战略指导重心要前移 。军事战略从来是为实现党和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我们党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创新战略指导，必须为国家利益扩展提供有效保障。军事战略的提出与战略效果的达成之间，存在一定“时间差”，缩小这个“时间差”，是更好地达成战略效果的必然要求。这就要求军事战略指导重心要前移，及时前瞻预判国家利益发展大势及其对军事战略指导提出的新需求，并顺应这些新需求，及时对军事战略作出相应调整。

　　军事战略指导重心前移，目的在于赢得主动，赢得先机。历史表明，早于竞争对手进行布局谋势，就能大大提升把握战略机遇、维护国家利益的效益，做到预见上先人一步、谋划上高人一着、部署上优人一等，就能在战略上处处主动。战略指导滞后，往往就会受制于对手而亦步亦趋，甚至形成难以弥补的“时代差”。卓越的战略家，往往不需要出背水一战、力挽狂澜的大手笔，而是在看似平常的战略布局中，提前化解战略风险，平稳地引领国家发展、推动事业进步。

　　近年来，我国国家利益已从陆地扩展到海洋，从浅海扩展到深海，从地面扩展到空中，从空中扩展到太空，从传统利益空间扩展到电磁、网络空间。展望未来，国家利益将实现全球分布、全行业分布、全维空间分布。推进军事战略指导重心前移，不仅要着眼当前国家利益的维护，还要着眼国家未来发展和利益拓展的长远谋势布局，更加注重运用军事力量和军事手段营造有利战略态势，最大限度预防危机，积极化解和控制危机，遏制武装冲突和战争爆发。要突出遏制危机的功能，在服从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需求下，我们的军事战略指导主要应强调通过对综合国力的巧妙运用，在充分地军事斗争准备基础上示形于外，必要时通过武装对峙来展示决心，示强于敌，威慑潜在冲突对手，遏制敌方发动战争的决心与意志。

　　综合运筹军事力量的运用。兵家云：“善集大成者，赢”。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综合较量，不仅表现在战争行动中联合作战形成的整体合力，更表现在着眼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待发势态，从整体上运筹军事力量使之形成的强大合力。习近平主席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中整体、和谐的思想，灵活运用系统论等现代科学成果，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军事辩证法的思想精髓，深刻审视战争客观规律和调控规律的演进，强调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把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运筹，把新时期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和军事战略指导提高到新的高度。

　　把预防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统一起来。坚持预防危机、遏制战争与打赢战争的统一，首先突出的是预防危机、遏制战争的地位作用。预防危机、遏制战争，追求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略指导最高境界。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手段，不待对立双方矛盾激化即先期解决争端。当矛盾已经显现时，应动员力量，显示决心，造成压倒优势或力量制衡，辅之晓以利害，力求不诉诸武力而达成战略目的。 同时，也应考虑最坏情况，一旦爆发战争，敢于和善于以战止战，立足于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以铁的战争手腕坚决打赢战争。 强大的综合国力是有效遏制战争的物质基础，强大的军事能力是有效遏制战争的决定因素。要始终抓牢发展这把“总钥匙”，通过改革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同时也要按照敌人怕什么、我们就发展什么的思路，加速发展针对敌人“软肋”和“死穴”的“非对称”手段，尽快形成有效遏制战争的军事能力。

　　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整体运筹备战与止战、威慑与实战、战争行动与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关键和要害是“能战”。“能战”，就是要具备打胜仗的军事能力。有了这一条，整体运筹就有了硬实力支撑，这样才能在运筹中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能打仗、打胜仗能力标准是动态发展的，必须洞悉战争形态和制胜机理的深刻变化及其发展趋势，坚持立足现实和适度超前的统一，尽可能发展出超前的军事能力。“能战”不是要打造所谓“全能型军队”，形成所谓“全频谱优势”，而是要形成针对主要对手的“非对称优势”。也就是针对敌方作战体系的薄弱环节，瞄着敌人的“软肋”和“死穴”打。除了“能战”，还要有“备战”、“敢战”来展示决心和能力，方能“屈人之兵”。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本文原载于《中国军事科学》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