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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基文&庄少勤:开启城乡关系新时代
时间:2019年04月18日信息来源:旅思马记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牧青按语

  最近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专设了“未来的乡村,未来的城市”分论坛,国家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与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及有关专家,共同把脉未来城乡关系,非常有意义。

  当下,有两组概念必须弄清楚:一是大趋势层面的城镇化与逆城镇化;二是大举措层面的特色小镇与乡村振兴。谈城乡关系,不应只是讨论改革开放的40年,也不止是建国以来的70年,而应是上下三千年,纵横国内外。鉴古知今,中国自古以来,城乡人口一直是自主流动的,只是短暂的建国70年才打破了这种局面;洋为中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关系沿袭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可以让我们有所扬弃,少走弯路。

  ——牧青随感

  【正文】

  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城市的污染和乡村的没落。

  3月29日,博鳌亚洲论坛举办“未来的乡村 未来的城市”分论坛,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参与了由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提出的问题探讨,和有关专家共同把脉未来城乡关系。

  谈到未来,也应回首往昔,城乡关系一直伴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发生着相应的变化。

  整体来看,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中国的城乡关系在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演变特征。建国初期,为了让农业扮演为工业发展提供资本积累的角色,从而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政府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城乡分割的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政府放弃了重工业优先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代之比较优势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使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经济体制也随之调整,中国由此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这一进程中,改革开放前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也不断被打破,城乡关系的调整成为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我们来梳理一下70多年来城乡关系的演变:

  1、1950年至改革开放前

  为了集中农业剩余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政府在农村建立起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计划配置和管理办法,包括设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以及农业集体经营体制,这三项制度构成了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为了保障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运行,政府在社会领域也建立起城乡二元体制。

  经济二元体制与社会二元体制同时并存、相互影响、相互强化。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采取牺牲农业的工业化模式。二是按照计划配置城乡要素资源。三是实行偏向城市的建设投入机制。四是对农村进行非常规的控制。五是建立起城乡分立的福利制度。

  2、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这一阶段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破冰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向农民赋权和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使城乡关系的扭曲程度不断得到纠正。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日益提升,工农产品市场化交换机制基本确立,农村剩余劳动力乡城转移的障碍被逐步打破。但是,粮食市场化改革依然没有完成,户籍制度改革相当缓慢,流动人口在城市面临诸多制度制约和歧视,土地和资本市场化进程更为滞后。

  3、21世纪初至十八大前

  这一阶段在延续和深化上一阶段改革的基础上,改革的重点从打破经济二元体制逐渐扩大到社会领域,而且政府直接投入成为调整城乡关系的主要手段。这一时期统筹城乡战略思想得到确立,农业农村政策实现了由“取”到“予”的转变,公共财政也开始实现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转变。

  但是,这些政策依然延续城乡二元分立的设计思路,要求城乡居民按照户籍身份,在边界清楚的范围内享受各自可以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在服务标准、操作程序、资金筹集方式等方面均明显不同。

  4、十八大至十九大

  全面开启了构建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新阶段。政府继续加大对农业农村投入的规模,农业农村发展环境得到显著改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开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并轨在十八大以来取得实质进展,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机制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加强。

  注:本段摘录引用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这是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进一步理顺城乡关系、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首次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关于如何实现城乡融合,目前全国已有不同地区的改革试点经验,但对于如何真正促进城乡融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矛盾,还需要做更深入的探讨和努力。

  着眼于当下,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庄少勤和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联合国第八任秘书长潘基文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展望了怎样的未来呢?

  30年之后的2049年,城乡关系将会是怎样的情景?

  Part.1、城镇化发展进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

  “过去30年以来,城镇化既带来了经济繁荣,又是扶贫的利器。今天,人类面临着两大不可持续性危机:一是大城市病,二是农村的荒废问题。”潘基文对于过去30年城市化的发展这样看。

  对此,庄少勤认为,近30年城镇化发展很重要的特征就是通过工业化推动城镇化,总体上工业文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一些局限。

  主要表现为:发展导向上,较重视经济要素,而对社会和生态要素重视不够;发展动力上,较重视要素和规模驱动,而忽视品质与结构,造成城市蔓延等问题;发展形态上,较为工程化或机械化,比较重视功能分区,对空间之间的关联和协调重视不够。

  潘基文认为,未来的城市是开启新文明、以人为本的城市,也就是新文明城市。庄少勤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新文明要定位在生态文明这一基础上,探索后工业化时代的城乡关系。

  “自然资源部作为新成立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刚刚组建一年时间。在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组建自然资源部的说明中,第一句话就是‘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

  由自然资源部整合国家发改委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职责、住建部的城乡规划管理职责和原国土资源部的土地利用规划等职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这意味着中国的空间发展和空间治理进入了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要按照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的要求助力新型城镇化和推进乡村振兴,治理城市病和乡村衰退问题。”庄少勤说。

  Part.2、构建后工业化时代的新型城乡关系

  未来的城乡空间关系什么样?庄少勤根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新发展理念,从六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1、要更加重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后工业化时代要更加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要忘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有生态思维,把城乡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把社会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庄少勤认为,要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当务之急是设置安全底线。“我们研究了哪些底线要设定下来,计划首先在全国划定三条底线,即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来保障生态安全,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保障粮食安全,划定城市边界线防止城市蔓延及对自然和人文安全底线的冲击。中国会把巴黎协定相关气候应对的目标措施,通过规划实施一层一层落下去。”

  2、要更加重视以人为本,即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

  工业化时代重视生产功能,新时代要更加重视城乡的生活功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庄少勤认为,生活不仅是居住问题,今后要把规划的重点落实到日常生活的社区上面。“社区是城乡的基本单元,社区活了,整个城市就能活。社区的治理就相当于城市的中医疗法,要从社区开始由内向外治理,使城乡更加持续有活力。社区生活不光是居住问题,还有就业和日常的游憩的需求,以及终生学习和应对老龄化、少子化的需求,因此社区应做到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

  3、要更加重视区域协调、融合发展。

  目前的大城市病,主要问题是城市的蔓延,即以规模驱动形成了单一中心的蔓延。

  未来要构建“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约型”的城乡发展格局,来破解难题。大城市内部要通过有机更新重构为若干小城市、微城市,城市或城乡之间要构建网络化连接的城市群、都市圈、城镇圈,这样可以更好发挥好中小城市的作用和乡村的作用,构建新型城乡生态关系。

  4、要更加重视因地制宜、特色发展。

  要像保护生物多样性一样保护城乡空间的多样性,保护城乡的地域文化多样性。乡村振兴不仅是为了扶贫,乡村本身就有其特有的文化、社会、经济价值,规划设计要注意挖掘乡村的特色和独特价值。

  5、要更加重视数字驱动、创新发展。

  庄少勤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给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很大的改变,甚至形成一种万物互联的新“生态”,这使得中国人传统文化意义上讲的“天人合一”,有可能在现实中得以实现。

  “生态有自然生态、人文生态,还有信息化带来的智慧生态。三种基本生态融合在一起,将使天地人合一,促进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当然,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如何引导技术发展,还要回归初心,坚持以人为本,重视文化引领,而不是被动地跟着技术跑。未来互联网及智能化对空间形态有重大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规范和引领。”

  6、规划是一种基础性、战略性的公共政策工具,规划的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治理过程。

  要坚持共建、共治、共同发展的原则。不仅要更好发挥好政府依法行政的作用,还要进一步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如数字化为企业参与大数据支持下的智慧规划创造了更多机会。同时要强化社会主体参与,让民众以主人翁的身份参与到规划中来。

  Part.3、创造21世纪版本的《考工记》

  未来城市的核心目标应该是人类的健康与幸福。”潘基文对未来的城市进行了畅想,新文明城市要使用创新的技术来创造幸福生活,让技术成为人类创造幸福的手段。

  新文明城市的小区就像一所学校,通过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技术让孩子们学习想要的知识,长辈退休以后也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工作。退休的概念将会消失,我们将会生活在一个没有退休的社会,而且我们的平均寿命将会达到100岁。

  潘基文认为,为了人类的健康和幸福,要将三个原则有机结合起来。

  第一,创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城市。这就需要融合东西方价值。

  第二,创建技术创造幸福生活的“数字化”城市。技术要为创造人类幸福服务。我们要摆脱从技术的角度设计城市的惯性,要把焦点放在人类的健康和幸福。

  第三,创造人与自然都“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应具备先进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较低的生活成本,人们在这样的城市不必长时间、长距离通勤。这样的城市自然循环,没有雾霾。

  潘基文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了《周礼·考工记》,他认为,过去中国著有《周礼·考工记》,韩国、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城市规划数千年来均借鉴《考工记》。“我们需要21世纪版本的《考工记》,中国在建设新文明城市方面可以做引领者,中国也有能力做到。”

  对此,庄少勤与潘基文有着相似的看法。中国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有信心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建立符合新时代新文明要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包括四个相关子体系,即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技术标准体系。新一轮规划体系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从工业文明时代的工程思维中跳脱出来,为全球空间治理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原载:中国自然资源报、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

  作者:张海鹏、焦思颖

  原题:城乡关系演变70年,庄少勤与潘基文谈开启城乡关系的新时代

(作者:张海鹏、焦思颖  编辑:ll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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