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兴起

　　旅游活动在中国古已有之，但直到20世纪 70年代末，中国的大众旅游才开始迅速发展，并引发了学者们对旅游经济等议题的探讨。随后，旅游活动中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以及生态问题，学者开始将旅游研究的视野转向少数民族聚居区。

　　作为中国旅游研究的先驱，申葆嘉先生于1982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国的第一个旅游系，并于1996年率先使用“旅游人类学”（Tourism Anthropology）这一概念。王筑生及妻子杨慧在推动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上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999年于云南昆明召开的“旅游、人类学和中国社会”国际会议被认为是中国旅游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国内外的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中将旅游作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进行了探讨。此后，旅游人类学在中国不断普及，张晓萍、宗晓莲、彭兆荣、孙九霞等学者都对中国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实践：两个实例

　　（1）民族旅游

　　民族旅游及其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议题之一。受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影响，中国的民族旅游研究显示出了本土化的特性。国外学者多从殖民主义或东方主义的视角看待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但中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批判，并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发展既加强了国家建设，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民族旅游可成为国家诉求与地方利益之间的调和剂（Yang, 2011）。亦有学者关注民族旅游地区不同主体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Bao and Sun,2006；Zhu,2012b）。这些研究都不是简单地将理论应用于案例分析，而是强调中国社会与政治环境的重要性。

　　（2）文化遗产

　　中国学者关于文化遗产的研究同样存在本土化过程。为推进和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国家和地方层面出台了相关政策，对文化遗产进行分类、分层级管理，这反映了中国长期以来的治理逻辑（Ryan, Gu and Zhang, 2009）。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遗产旅游在中国的兴起是集体怀旧感的体现。许多历史遗迹被重新设计，以再现中国的古/近代文明。近年来，一些“寻根旅游”（roots tourism）、“红色旅游”活动会通过官方组织开展，以实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等目的。这些新的旅游实践促进了文化遗产旅游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

　　三、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原因与结果

　　作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塑造了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其一，本土化过程受到中国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强烈影响。 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既要结合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又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战略目标。近年来，在国家资助的相关项目中， “和谐社会”、“西部大开发”、“中国梦”、“一带一路”等国家口号均是热门关键词。

　　其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是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的另一个动力。旅游开发已成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减贫的重要途径，在地方政府和各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下，许多学者为不同利益主体提供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建议。

　　其三，少数民族学者数量的增加，也加速了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过程。Graburn指出，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学者从事旅游人类学研究。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少数民族学者的可进入性较强，但他们也会受到官方话语和社会规范的长期影响，这都会对旅游人类学的本土化产生影响。

　　那么，中国旅游人类学本土化的结果是什么呢？

　　一方面，与关注中国的外国学者不同，大多数中国的人类学家用中文发表文章或出版论著，他们的研究旨在促进地方发展、丰富和保护中国的文化遗产。 也因此，中国的旅游人类学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并成为一个的重要学科分支。

　　另一方面，中国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促进了中国本土概念和理论的发展。 学者试图将一些西方理论 “本土化”，并赋予中国特色。也有学者尝试运用一些中国特有的概念，如“天下”等，来研究中国的哲学、地理、历史与文化。

　　最后，作者指出，旅游人类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既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建设与现代化进程，又融合了中国本土的、独特的学术思想，如国学等。因此，这样的本土化实践，既不是对西学的完全复制，又不同于完全的自我中心化。中国旅游人类学研究存在更多可能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