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乡村价值、城乡关系

　　大凡去过法国波尔多或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人，总会对那里浪漫、悠闲、精致、文艺的乡村念念不忘，想象着有一天能在此邂逅幸福或携子之手，终老于此。不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欧洲的很多乡村还处于一片凋敝衰败的景象中，人口流失、房屋废弃、土地退化，大片乡村地区被列入经济萧条区。

　　今天的中国乡村面临着同样严峻的问题，而长期的城市中心论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乡村的发展与规划未曾真正从乡村主体性角度进行整合考量。研究欧洲乡村振兴的路径，重新认识乡村价值、城乡关系，或许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解决会提供一些思路。

　　在欧盟最近一轮的共同农业发展规划（2014-2020）中，“社区领导地方发展Community-Led Local Development (CLLD) ”被确立为新时期乡村地区的发展路径，这一路径的确立经历了60多年的实践、调整和修正，反映了欧洲国家最新的乡村发展观。

　　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成为资本、产业、人口的积聚中心，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乡村的发展只能受惠于城市的溢出效益，这种增长极和点轴发展模式，只是将城市郊区、城市间交通干线附近的乡村纳入了发展的轨道，腹地更远距离的乡村则被湮没抛弃。1950年代初期，粮食安全的需求导致高强度的农业生产、化肥杀虫剂大量使用，又给乡村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城市的蔓延，也在侵占乡村的空间。这种“生产主义”的乡村发展模式将乡村产业定位于粮食生产的单一功能，乡村的农产品、人力、土地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城市，自身却逐渐丧失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城市独享工业化发展的丰硕物质成果，却将乡村排除在外，城乡二元对立的矛盾日益突出。

　　1970年代，全球化拉开序幕，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布局开始调整，一些工业城市原有的制造业优势渐失，港口城市也失去传统物流优势，产生大量失业人口。而随着铁路公路网络往腹地的延伸，农村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以改善，城市流失人口选择到中小城镇和乡村生活，这样的“逆城市化”趋势在欧洲城市化启动最早的西北欧和包括意大利在内的中欧地区逐渐显现。郊区、城市化农村以及边缘城市开始出现，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发生变化，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到20 世纪80年代，西北欧国家以及意大利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达较高水平。英国农村的邮局、食品店、学校、公交等设施的覆盖率都在70%以上。意大利农村在15 分钟路程内的食品店、药房、银行、诊所、邮政局、公共汽车站或电车站的覆盖率已达80%以上，年轻人拥有驾照的比率在57％，医疗水平的城乡差距也全面缩小。

　　198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欧盟粮食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以及环保主义的盛行，开始出现了“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发展趋向。这一模式强调消费导向下的乡村农业发展，鼓励乡村提供多元化的而不是专业化的的产品，提倡废除生化肥料的使用，放松粮食自给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富裕群体、退休人员、上班族开始选择在农村地区定居，或周期性居住。随着飞机和高铁在欧洲的普及，将世界各地的游客带到了更为偏僻的乡村。农村建立起新型社区，增加了休闲、娱乐和接待服务设施。但此时的政策和观念依旧视城市为区域发展的引擎，城市经济增长的溢出可以使农村受益，农村是城市的服务者和城市发展的“被动受益者”。因此在地方规划中，常将农村经济限定于农业生产、旅游等单一化功能，把农村社区描绘成通勤者和退休者的住宅区或休闲区。这些做法的本质是认为农村缺乏自身活力或企业家精神，农村经济本质上不可持续，只能依赖于城市。表现在欧盟农业发展政策的实施路径上，则采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通过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农业及乡村发展项目，分配发展资金，调整内部结构。农村民众因不能参与本地发展的决策和管理，对项目的积极性不高，影响了项目实施的效果和经济性。

　　1990年代以后，通讯革命信息技术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增多，科技产业对高素质人口的集聚效应，推动欧洲城市人口开始增长，进入“再城市化”的新阶段。欧盟根据世界经济的新变化，为寻求欧盟地域范围内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耗时10年制定了“欧洲空间发展战略”，目的是要保证欧洲政策的三个基本目标（经济和社会整合、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更加平衡的竞争态势）在欧盟每个区域中都得到公平实现。该战略显然已将乡村地区置于与城市平等的地位来认识乡村发展问题，将农村纳入未来欧洲发展的社会蓝图，建立新的城市—农村的伙伴关系，形成功能集成的城乡空间综合体。伙伴关系的基础是自由、平等、互惠和合作。人口、资本在城乡自由流动，乡村和城市平等地获取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和社会服务，重视地域环境保护，实现社会融入。这种农村发展观，不再将农村视为仅仅是一个农业生产空间，而是地区发展中的经济主体和活跃资产，是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重要来源，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巨大作用。

　　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是指为实现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透过社会网络来动员的资源或能力的总和。布尔迪厄强调社会资本可以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提供集体共有资本支持——拥有越多精英，就能够给其成员提供更多资本。70年代的逆城市化，城市精英和资本向乡村地区回流和扩散，才重新带来了乡村的复苏。80年代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和新居民涌入托斯卡纳乡村地区，购买乡村别墅，改造为住宅、第二住宅或酒庄，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大量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空置的别墅和农舍有了新的功能，乡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也开始好转。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塑造社区的共同身份和认同，通过对某一区域的自我定义，可以创造一种社会资本，这种强烈的共同身份将促进信任和合作。

　　欧洲乡村在最近数个世纪中，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和萧条，得益于石材建筑经久耐用的特性，至今仍然保留了大量的古城堡、古村落、传统农业景观和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具有宝贵文化价值的财富，即文化资本。这一文化资本通过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文化产业而变现。在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 农业在农村经济中已不再处于支配地位，旅游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成为乡村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刺激人口回流，乡村文化得以复兴；传统食品、认证食品和有机食品的需求量增加，农产品更加多样化。乡村旅游带来农业活动的多样性，也带来了环境更高水平的异质化，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景观成为欧洲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加强欧洲的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欧洲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本，对其的保护和利用也愈加重视。

　　作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乡村，要在全球化经济环境中发挥作用，制度、资金和自我能力建设，缺一不可。随着这一观念的确立，1991年，欧盟基金会支持下的“农村地区发展行动联合”（LEADER）政策出台。该计划是一系列动员和联合农村地区社会发展各个要素的措施和方法，鼓励建构地方性，鼓励开发地方制造，建设地方文化经济，以此加强与深化地方认同感。它秉持可持续发展的多方参与原则，通过欧洲财政、政府补贴、私人投资等多种融资渠道，为农村发展注入活力。各地方的利益相关者组成地方行动小组（LAG  Local Action Groups），制定和实施乡村发展策略，进行项目决策和资源分配（主要是资金），每个小组重点解决地方农业及乡村的某些特定而具体的问题，工作效率高且针对性很强。农村人口通过参与地方行动小组的项目，获得了资金、信息、技术和培训，极大地推动了地方社会资本的建设。农村的弱势群体，老人、青少年和妇女不再视为是社区的问题和包袱，在为期提供专项服务的基础上，更多的将其视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在自愿者活动、加强社交网络建设、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幸福感、购买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进入乡村40岁以上的预退休者和世界各地的旅游者，带来新的技术、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源，促进了农村地区兼职和自主创业的增长、新企业的建立。他们重塑着农村的就业、家庭、休闲和社区活动，也对商业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要求，同样是乡村重要的社会资本。

　　2000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首次将提高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状况的农村发展政策确定为共同农业政策的第二支柱（第一支柱是农业市场政策），开始加大对农村发展的金融支持力度，主要用于解决环境问题，提高农产品质量，加强动物福利和支持农户达到欧盟标准等，而农业补贴则与产量脱钩。

　　2007年，LEADE成为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乡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上升到由国家或区域层面执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LEADER已在欧盟各国建立了2600个地方行动小组，形成了一个开放性的管理、操作、融资和评估框架的体系，覆盖了54%的农村人口。但这一工作方式主流化的发展，从乡村发展以产业为基础、依赖可操作的项目的逻辑来看，导致了地方发展路径的稀薄化。经过几年的实践后，出现了资金浪费，效率不高的弊病。因此，欧盟在2014-2020乡村发展规划中，在LEADE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区领导地方发展CLLD ”接替LEADE成为欧盟各国乡村发展的最新工作路径。CLLD在应用于乡村之前，已成功地在都市和城市区、渔业和海岸区、应对失业和促进社会凝聚力方面应用多年，且获得更多基金支持。欧盟农村发展计划（2014-2020）发展基金总预算金额达1508亿欧元，超过上一个七年基金金额的71%。显然，这样的资金和新的工作方式的安排，已将农村视为和城市完全同等的独立空间，在平等的环境下进行资金的分配和项目的运作。当然这也得益于之前20多年通过LEADER方式的持续支持和培育，农村地区已经储备了大量的项目管理和运作人才，农村的自我建设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CLLD的方法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1、聚焦于特定的次区域领域，而不是某个部门的发展；

　　2、坚持社区领导，由地方公共的、私人的社会经济利益相关者组成地方行动小组；

　　3、通过整合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地方发展战略来实施，考虑地方需求和潜力进行设计，包括地方的创新能力、网络和合作能力等。

　　CLLD的目标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鼓励地方社区的整合发展，特别是对有结构调整需求的社区；建设社区能力，刺激革新、创业，挖掘潜力；提高社区所有权比例；提高地方管理水平以实现欧盟在各领域的目标。CLLD以地区为单位申请项目资金支持，打破国家行政界限、城乡界限，有助于加强城市、郊区、乡村和渔业地区的联系，消除减少边缘效应，整合各种社区需求（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的），达成共识，增强地区的凝聚力。CLLD采用更紧密的整合方式和更多元化的基金模式，让当地人选择决策和他们最相关的项目，因此实施起来更加有效。CLLD预计实施20年，政策的长期稳定将对地区的发展产生长远的影响。

　　正是上述这种从观念、政策到路径的变革，欧洲农村地区的发展，从单一的生产主义，依赖城市的被动式模式，转变为多功能的、自主平等、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让乡村有能力与其它空间单元一起，共同为欧洲的愿景贡献力量。这种新的乡村价值观、新型城乡伙伴关系，值得中国乡村振兴的规划和政策制定时参考借鉴。同时，欧盟对乡村地方能力的建设、自下而上的工作方式，需要耗费较长时间培育，实施起来较为复杂，但从长期来看，无疑是标本兼治的模式，值得中国乡村振兴实践的重视。

　　来源：来也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