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故乡”追寻“远方”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厘清了“故乡”与“远方”的关系，由此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旅居观念——既要心怀“故乡”又要追寻“远方”，既要守业又要创业，既要“在家尽孝”又要“为国尽忠”，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旅居是常规旅游的延伸，二者可以用停留时间长短来加以区分。旅居的停留时间通常长于常规旅游。从起源来看，旅居与常规旅游大体上同源，但在发展中逐步分化，如今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旅居形态（如养老旅居、数字游民等），成为大众生活选项之一。为厘清来龙去脉，本文结合谢贵安、谢盛著《中国旅游史》等相关材料，对旅居观念的源流进行简要梳理。

　　在“故乡”与“远方”的矛盾中生发

　　中国人传统上是安土重迁的，但历史发展中出现了许多契机，让人们踏上旅途、旅居他乡。在此过程中，旅居观念获得了生发的契机。

　　中国人自古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结，人们依土而生，聚族而居，安土重迁，守业传家。同时，又有一些人勇于追寻“远方”，背井离乡，建功立业，踏访山河，心怀家国。在追寻“远方”的路上，他们虽然眷恋故土、充满乡愁，但更憧憬未来、踌躇满志。在离开“故乡”追寻“远方”的实践中，人们逐渐厘清了“故乡”与“远方”的关系，由此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旅居观念——既要心怀“故乡”又要追寻“远方”，既要守业又要创业，既要“在家尽孝”又要“为国尽忠”，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旅”字作出解释：“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中国旅游史》提出：“现代旅游概念认为，暂时性和非定居性的外出旅行才叫旅游，而中国古代则将长期离乡定居的行为也称为‘旅游’，这里面包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因为中国人认为，尽管他们离乡远居，但他们的根在故乡，不管身在何处，最终都是要回归故土的。”

　　既然如此眷恋故土，为何又要旅居他乡？历朝历代的人们通过各类旅居实践和思考给出了答案。比如，纵横游说，实现政治抱负；入仕为官，福泽一方百姓；流动经商，积累个人财富；纵情恣意，享受天人相悦的生活；躲避战乱天灾，旅居他乡寻找安定生活等。

　　在历史必然与偶然中获得发展契机

　　历史包含着必然性和偶然性，旅居观念的产生发展，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纵观历史，有许多历史契机推动着旅居观念的产生发展。比如，先秦诸子百家周游列国；秦朝建立直达各地的交通系统；西汉张骞凿通西域，打通丝路；魏晋南北朝门阀制度，催生恣意旅居的贵族士大夫群体；衣冠南渡，人口南迁；科举取士，文官宦游等。其中，有两个重要契机值得关注。

　　一是门阀制度推动形成了恣意旅居的贵族士大夫群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依托门阀垄断地位，贵族士大夫恣意旅居，可谓狂放不羁。阮籍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晋书》载：“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世家大族大多拥有庄园，因此可以投入大量精力专务游乐。他们感叹“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个体生命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在旅居观念和实践上有所突破，成为充满浪漫色彩的旅居生活图的主角。

　　二是科举取士、文官宦游创造了灿烂的旅居文化。为了打破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局面，隋朝开始推行科举取士，读书入仕成为社会风潮。同时，为了防止文官长期执政一方产生的弊端，官方对文官的管理采取任期制，在某地任期达到一定年限就要升、降、转。因此，文官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开启新的旅居生活，这便是文官宦游。他们融汇古今、游历天下，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旅居文化。

　　在旅居生涯中，文官们秉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每到一地访古探幽，体验当地的自然和人文之美，进而了解风土民情，融入“他乡”生活，其中包含了天下为家的豪情、四海宦游的离愁、福泽百姓的担当、陶冶情操的志趣，对旅居观念产生深远影响。

　　在多元思想碰撞融合中创新突破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体现在思想上也是多元融合，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大融合最为典型。旅居观念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创新契机。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政权更替频繁，“独尊儒术”的局面也开始演变，儒、释、道多元思想各放光彩，碰撞融合。这一时期，思想的大融合赋予文人士大夫“风流飘逸”的风格，催生了旅居观念的创新演变，超尘脱俗、避世隐居、山水审美等具有“突破传统”意味的思想亮点，对后世中国人的旅居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方面，超尘脱俗、避世隐居的“名士风范”启发了中国人的旅居想象。在古代，隐居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儒家思想中就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观念。在漫长的发展演变中，儒家思想逐渐形成了完善的“进退观”，“进”则入仕为官、建功立业、兼济天下，“退”则隐居山林、回归田园、独善其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进退旷达的思想深刻影响着政治动荡中的士大夫，形成了超尘脱俗、避世隐居的“名士风范”。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传世之作，就是这一时期隐居思想的典型代表。

　　另一方面，山水审美的创新实践孕育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旅居观念。中国人自古便敬畏山水，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后世儒家一直延续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并将山水之美比拟为君子之德，继承“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的理念，提倡在山水之中陶冶美德。魏晋南北朝时期，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社会群体将山水审美推向了新境界，主张在旅居山水之中，发现山水自带的灵性，体悟本心自发的愉悦，形成了天人相悦、物我为一的理念。

　　在天理与人欲之辩中回归人性

　　天理与人欲之辩是贯穿中国思想史的一条重要脉络。从“存天理、灭人欲”到“心即理”，漫长的天理与人欲之辩对旅居观念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引导人们挣脱思想桎梏，尊重人性、追求本心。

　　一是“理想”与“现实”的交错共进。古代中国知识阶层构筑起了“理想”的道德体系，但现实社会并非完全按照“理想”的道德体系运行。天下百姓各禀天性，常常率性而为。因此，“理想”与“现实”常常是交错共进。百姓秉承天性，对旅居、游乐等有着发自本心的认知，因此，民间的“逸乐”旅居从未停止。比如，两宋商业持续繁荣，《清明上河图》展现了宋代市井的繁荣风貌。商贸繁荣，“行商”变“坐商”，大大小小的商业城镇兴起，城市居民数量增加，由此而来的旅居生活也兴盛起来。群众生活的“现实”力量，影响着“理想”道德体系的构建，也影响着旅居观念的发展走向。

　　二是在继承与创新中闪现人性光芒。两宋时理学兴起，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一批思想家继续推动“天理”与“人欲”探讨，并开始突破“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束缚，转向对人性的“回归”，旅居观念也随之在继承与创新中闪现人性光芒。明代心学打破了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王阳明提出“心即理”，指出天理不在外物、而在人心。明代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念，反对虚情表达，主张反映真情，认为包括旅居体验在内的游记文学都应回归本心、情真意切。清代出现了高扬人性论的旅居观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清代唐甄的《潜书·善游》，其核心观点包括：旅游是“人之恒情”，“游戏”与“工作”可以两不误，反对用“天理”来窒息人性。

　　如今，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接受旅居观念，积极奔赴“远方”，开启旅居生活。

　　作为大众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旅居未来将走向何方？这与几方面因素息息相关。一是经济基础。足够的经济条件是开启旅居生活的基础。二是老龄化进程。目前，老年群体是旅居的重要群体。三是信息化程度。未来，数字游民群体预计将继续扩大。

　　（作者单位：《中国旅游报》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