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文明中，先民多试图将自己身处之地设定为大地、宇宙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探寻世俗世界中的殊方异域始终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与这种渴望相伴而行的，是设法去承认异族间各种各样复杂奇异的特性、习惯、风俗、品质。

　　对于生活在商末周初时期的先民而言，活动空间是有限的。自己无法抵达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先民一定会思考的问题。其实，将目光转向先民对“旅”“游”的态度，便可管窥商末周初这一中国思想起源时期的异域想象。

　　旅行指南与异域想象

　　江绍原在其名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中称，古人几乎都迷信，而旅人较之在家的人要迷信许多倍，研究旅人的观念对考见整个古代社会的观念颇具价值。为什么旅人会迷信呢？原因在于恐惧，对异域的恐惧是普遍存在且难以根除的。胡适曾评价江绍原的研究采用了“史学家考证史料的方法”。通过对文献材料的重新阐发，江绍原认为，《山海经》一书可以被视为古代的旅行指南。旅行指南可以使旅人在遇到奇怪、新鲜乃至危险的事物时先消除掉几分恐惧，从而将旅行活动进行下去，这才有了如《山海经》这般似为地理志又似为志怪小说的文献存在。关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司马迁的态度是“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这也奠定了历代学人研究《山海经》的主基调。《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入史部地理类，历代官私目录多随之。清人编《四库全书》时，则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由此将其归入小说家类。但即便如此，《山海经》从来没有从思想史中淡出，反而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鲁迅的《阿长与〈山海经〉》便是明证。近代以来，对《山海经》性质问题的研究愈发清晰。较有说服力的，有袁行霈的“古代的一部巫觋之书”、杨宽的“周族古史的蛛丝马迹”，以及江绍原的旅行指南说。

　　《山海经》记录了商末周初时期的异族与异域想象。比如先民认为有黑齿国、小人国、大人国、长臂国、长股国、三首国、三身国、女子国、丈夫国、君子国等。在早期文明中，先民多试图将自己身处之地设定为大地、宇宙的中心。同时，人们对探寻世俗世界中的殊方异域始终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渴望。与这种渴望相伴而行的，是设法去承认异族间各种各样复杂奇异的特性、习惯、风俗、品质，这就需要如《山海经》这般描绘他者的叙事。

　　我们都知道，中国大地幅员辽阔，从地形上看，秦岭淮河一线将南北方划开了近乎截然不同的地形区。秦岭淮河以北是包括华北平原、东北平原在内的大片平原区，主要种植小米亦即粟。秦岭淮河以南则有大量的山地水网，主要种植水稻。这种近乎截断式的差异在中华文明早期已然形成。南北方、东西方的差异之大，使得先民难以用日常语言尽述，而只能用具有文学性的词句描绘。诸如《山海经》这般的叙事，让空间的差异性不单单局限于地理层面，而分明塑造了一个个在政治、习俗、文化、人伦等多方面有着显著差异的他乡。《山海经·海外南经》云：“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唯独“圣人”方能真正兼容六合之内的奇形异物。反过来说，对于大多数如江绍原所关注的那些原本安居于古国、方国中的旅人来说，异域他乡是令人恐惧的，自己的常居地才让人踏实。

　　旅游、征伐与巡狩

　　今之视昔，那些满天星斗、重瓣花朵式的浪漫与壮阔，于先民而言，却是随时会生出难以摆脱的恐惧的异域。由是，他们面对异域的态度，便是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以战事和武力迎接他者的到来。对于人而言，更具本质性和先在性的生存需要，以及由此牵引出的深深戒惧，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警示，始终在族群中回荡。米尔恰·伊利亚德在《神圣与世俗》中指出，早期文明中的先民“生活在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他们发现身边极为有用的力量已经消亡”，而遥远异域的存在者，作为可以不断削弱、消耗乃至制服自己的他者，就显得那么危险、那么让人畏惧。如果对异域的恐惧弥漫在自己所处的空间中，那么针对他者的征伐、暴力就难以避免。无怪乎《说文解字》云：“军之五百人为旅。”即便到了今天，人们在使用旅字时也常与军事相关，如军旅、旅长等。其实这就是旅字的本义，字源形成的背景是先民出于恐惧而采取的征伐异域的行动。

　　透过文字褒贬的色彩，我们也能找到先民想象异域的蛛丝马迹。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玁狁考》中指出：“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戎者，兵也……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字本作‘逷’……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且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故《说文》有‘犬种’之说，其非外族所自名而中国人所加之名，甚为明白。”王国维认为，四夷名字的贬义乃是被“中国”所赋予的色彩，蛮夷戎狄四字原无褒贬，但透过这些名称的色彩，便能了解先民对异域他者的态度。

　　由帝王发起、王权组织的“旅”“游”，在文献中被称作“巡狩”。《晋书·礼志下》云：“古者帝王莫不巡狩。”巡狩这一行动的目的，其实就是在确保领地安全的同时扩展领土边界，因而常与征伐相伴。试借用巡狩的相关史料来探究先民对“游”的态度。《左传·僖公四年》载：“昭王南征而不复。”《史记·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周昭王死在了巡狩途中，其葬身之地是江汉，因而《诗经·周南·汉广》反复吟诵：“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江汉之水悠悠，要渡过是如此艰难而危险。江汉之地对周王室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威胁，乃至于周昭王死在了巡狩途中。到了周宣王时期，这一隐患终于得到暂时性的解决。《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歌颂了周宣王讨伐淮夷的赫赫战绩。然而，这支立下战功的“南国之师”，后来又“败绩于姜氏之戎”。周宣王崩后，伯阳甫感叹道：“周将亡矣。”

　　由此看来，巡狩、远行、旅游，在周人看来是困难重重而需要谨慎对待的。《诗经·周南·汉广》咏唱着：“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历代学者对“游女”身份的猜测集中于出游女子、贞洁女子、汉水女神、淫逸女子四种，而从这首诗字面上的否定性表达来看，先民畏惧着“游女”，乃至为其贴上了贬义的标签，视之为不可接近者。在汉代以前的文献中，“游”有旗帜、渡河、田猎的意思，还被用以指称不合礼乐的交合，游女之游也许就是沾染了这第四种含义。上述四种含义看起来差别较大，实则，若从征伐行动（关涉前三种含义）和征伐对象（关涉第四种含义）的角度看，则能完全被统合为一意象整体。游字何以常具贬义色彩，应与人们对旅游的审慎相关。可以断言，与旅字相似，游字也具有军事行动的含义。对异域的恐惧植根在对史实的记述与对古史的想象中野蛮生长。商末周初时期，诡谲的叙事将人凝聚（或曰约束）在一个确定的、固定的空间内，“不远游”才是适宜先民的生存策略。

　　游必有方与宅兹中国

　　在中国的早期文明阶段，先民对异域他乡抱有如是理解，由此才对旅、游怀着极为戒慎恐惧的态度。那么，他们又如何理解自己身处的这片空间呢？选择何处栖居，乃是在大地之上进行的一次关乎政治命运的空间抉择，先民的回答很清晰：宅兹中国。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有“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表达，这是文献记录里“最早的中国”。在天下的中央建邦立国，由是统御四方百姓。商周之际，周王室夺取了大邑商。发源于西土的蕞尔小邦不再满足于如殷商那样仅仅建立一个大邦殷、天邑商，而是要“俾中天下”“抚有天下”。居于中土，是为了构建起“王者无外”而稳固恒久的天下秩序。宅兹中国正是为实现这一空间政治而做出的空间抉择。

　　“中国”是小邦周夺取大邑商后，经由中、德、道等观念转化而来的空间秩序。宅兹中国背后有宏大的政治设计，即封邦建国以厚屏周邦的空间抉择。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为空间打上了名、位的烙印，人、器、物被安顿在具有确定性的秩序中，层次分明，秩序井然。自周初贯穿整部历史，中国始终拥有使“近者悦，远者来”的强大向心力与凝聚力，是异域百姓、周边区域不断向往、追求乃至争夺的目标。中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又进一步造就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从历时性来看，从史实中探寻，如赵汀阳等诸多学者所认为的，中国乃是具有神圣性的空间概念，历史中国的持续存在和不断生长呈现为一个旋涡。这个旋涡让异域邦国争夺中国这一政治文化中心，乃至于不惜同化自身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从区域和空间概念转化为精神和文化概念，塑造着一代代君王、公卿、士大夫乃至贩夫走卒的心灵世界。宅兹中国是理解旅、游在先民实践活动中的位置的另一重维度。

　　步入新时代，中国旅游业日益向着高质量、高水平发展，这实则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一天天、一点点变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逛一逛、走一走，欣赏瑰丽的风光，甚至愿意走出国门旅游，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们应该想见，这是因为自己的身后矗立着强大而稳定、安全且和平的中国。共同体的壮大使得人们对旅、游的态度不再是唯惧唯谨、慎之又慎，而是怀着憧憬迈向星辰大海。《论语·里仁》记述了孔子之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天，旅游仍有方，只不过，异域他乡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充满诗意的远方。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