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少年时期起，就“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基于这种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忧患，而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大责任与使命，从而，他立志出乡关，并在所写的《言志》《救亡图存论》等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救国救民之志向。1912年，当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第一次看到世界大地图时，他就陷入了沉思。他结合韶山冲里农民的贫困生活现状，认真琢磨思考天底下的大多数人民的生存状况，觉得他们不同样生活在痛苦之中吗？如何改变呢？据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周世钊回忆，青年毛泽东在与之交谈中，就说到：要改革这种现象就是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由此他深感青年一代责任重大，前途广阔。

　　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青年毛泽东常引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与同学共勉，他严于律己，也鼓励和希望同学能为挽救今日中国之危亡，共同为建设未来的新国家而发奋读书，“储才蓄能”；他还常对同学说：“大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他也希望和同学们共同奋斗，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要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打算的小人。他总是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正因为如此，青年毛泽东在求学期间，总是乐此不疲，孜孜不倦，刻苦攻读，以期成为今后救国、建国的“奇杰”。

　　最能体现和表达青年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是他在1919年7月于长沙主办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所书写的一段豪言壮语。首先，他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胆放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其次，他大声疾呼，全体国民应团结一心，冲破旧传统与迷信的束缚，勇敢地探索，追求救国之真理。他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地去探求真理，革除“非死人不加议论，著述不引入今人的言论”的积习，“当以一己的心思，居中活动。如月光之普天照耀，如探海灯之向外扫射。不管他到底是不是（以今所是的为是），合人意不合人意，只顾求心所安合乎真理才罢。”

　　再次，他一再告诫人们一定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革命精神去改造这个社会，救我们的国家。他说：“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他接着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奋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