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准确把握“因地制宜”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做好经济工作，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因地制宜”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各领域。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总结了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再次强调了“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意义。“因地制宜”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实践，要求我们必须从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和人文优势的客观实际出发，尊重经济规律，发挥比较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的发展道路，在全国发展大棋局中找准定位、担当作为。在开启“十五五”规划新征程的关键节点，面对更趋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发展任务，深入理解和把握因地制宜的核心逻辑，系统谋划和落实关键举措，对于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准确把握“因地制宜”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

　　（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这一根本性转变决定了我们不能再依赖普适性的、同质化的政策工具包，而必须转向更为精准、更具针对性的“滴灌”模式。高质量发展本身就蕴含着差异化和特色化的要求，无论是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是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抑或是绿色发展的深入推进，都离不开对区域异质性的深刻洞察和充分利用。只有因地制宜，才能使政策供给与地方需求精准匹配，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具潜力和效率的领域，从而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幅员辽阔，区域之间自然条件、发展水平、比较优势差异巨大，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东部率先、中部崛起、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本身就是因地制宜思想的宏观体现。当前，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关键在于引导各地区找准自身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功能定位。东部地区应发挥其在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上的引领作用，中西部地区则可依托其资源、市场和劳动力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并培育特色产业集群。若罔顾差异，强求步调一致，不仅会造成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恶性竞争，还可能固化甚至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三）培育和壮大新质生产力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形成和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深深植根于特定的产业生态和创新体系之中。各地的科教资源、产业链完整度、领军企业分布、市场应用场景千差万别，决定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必然是多元的。强求各地都去发展大模型、生物制造等前沿产业，不仅不现实，还会导致创新资源的严重浪费。只有坚持因地制宜，引导各地立足自身基础和优势，有选择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才能形成“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生动局面，为我国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因地制宜”是协调处理好重大关系的辩证法

　　（一）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在“全国一盘棋”中找准定位。“因地制宜”并非倡导“各自为战”的地方本位主义，更不能沦为政策“洼地”间的恶性竞争。因地制宜的核心前提和根本目标在于必须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因地制宜”得以科学实施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各地区在谋划自身发展时，需胸怀“国之大者”，将地方发展战略深度嵌入国家重大战略布局之中。例如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战略区域建设等，每一个地区，都是全国这盘大棋局中的重要“棋子”，而棋子的活力最终应服务于整盘棋局的全局优化。“因地制宜”的成功实践，恰恰体现在能够精准找到自身在国家战略布局、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独特定位与功能，通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为全局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只有定位清晰、分工明确，才能行稳致远，真正实现局部与全局的良性互动。因此，“因地制宜”不仅是对地方发展智慧的考验，更是对国家战略执行力的深刻检验，唯有将地方发展的小逻辑融入国家发展的大逻辑，才能在全国一盘棋中实现协同共进。

　　（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因地制宜”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核心方法，这要求既要反对“政府万能论”的过度干预，也要防止“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放任自流，从而在动态平衡中找到最优路径。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特别是在提供公共品、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等方面，其核心职责在于创造一个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并通过科学的产业政策，帮助市场主体降低交易成本，解决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协调问题。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的“为”应以尊重市场规律为前提，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本法则。政府的作用在于“助推”而非“替代”，在于“补位”而非“越位”。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与创造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总之，“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既需要政府精准施策、积极作为，也需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只有在二者相辅相成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治理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

　　（三）处理好“统一”与“特色”的关系，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彰显优势。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然而，在这一进程中，有人担忧，“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是否会与统一大市场的建设目标产生矛盾。实际上，二者并非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试想，一个缺乏特色与分工的市场，必然陷入低水平、同质化的困境，难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反过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则为地方特色经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坚实的制度保障。通过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统一大市场使得各地的优势产品和服务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通达全国，从而实现价值最大化。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的高端制造业，还是中西部地区的特色农业，都能在这一框架下找到自身的发展空间，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互补共赢的格局。因此，地方政府应当主动作为，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在“全国一盘棋”的制度框架下，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现实的产业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唯有如此，才能在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既彰显地方特色，又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真正实现“统一”与“特色”的有机融合。

　　（四）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而“因地制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首先，充分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实现率先发展，不断做大“蛋糕”，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地制宜”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追求本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必须将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发达地区肩负着更大的责任，通过产业转移、对口支援、生态补偿等机制，发达地区可以有效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联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更能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新格局。与此同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进一步优化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配置效率，为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培育经济增长点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不仅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总的来看，“因地制宜”既强调立足本地实际，又注重全局统筹；既关注短期增长，又着眼长远发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现代化特征的共同富裕之路。

　　进一步因地制宜做好经济工作的关键举措

　　（一）对接全球变局，重塑区域产业新定位。当前，全球供应链的“近岸化”“友岸化”趋势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化浪潮交织叠加，为我国各区域“因地制宜”调整产业定位提供了新的战略契机。东部沿海是创新高地，应主动嵌入全球高端价值链，聚焦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前沿新材料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攻关，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应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优势和相对较低的要素成本，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区域性供应链布局。重点是利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并围绕本地应用场景培育特色数字产业集群，人才政策需从“引凤”向“筑巢”和“育才”并重转变，加强本地化的职业技能培训，确保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二）聚焦新质生产力，探索差异化发展新路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其核心在于科技创新。各地必须依据自身科创资源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例如对于浙江等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应着力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重点发展产业大脑、未来工厂等新业态新模式，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先行先试，探索构建数据驱动的产业生态体系。而对于贵州等拥有特定资源的地区，应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依托其气候和能源优势，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从最初的数据存储中心向算力中心、数据应用和数据交易中心升级，形成“东数西算”工程中的核心竞争力。对于辽宁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在于“腾笼换鸟”和“老树发新枝”。一方面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存量，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航空航天、新材料、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三）创新治理工具，实现财政金融“精准滴灌” 。新形势下的“因地制宜”，要求政府的扶持方式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提升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引导效果。升级产业引导基金运作模式，地方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应进一步市场化、专业化运作，在招商引资和项目投资中，应广泛而审慎地运用“投资里程碑与分期拨付”“股权回购”等现代金融工具。例如，将政府的资金拨付与企业的研发进度、市场开拓、本地就业等关键绩效指标（KPI）挂钩，设置清晰的“投资里程碑”，未达标则暂缓或停止后续资金注入，探索建立激励相容机制，既能激发企业发展潜力，又能有效防控财政资金的套利风险和道德风险，确保公共资金真正用于扶持具有市场前景的“好苗子”。同时，优化招商引资与产业扶持工具箱，摒弃过去主要依赖税收返还、地价优惠的单一模式，转向构建“财政+金融+产业政策”的综合支持体系。还要灵活运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政府性融资担保等金融工具，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向重点产业，政策设计上要更加精细。例如，针对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不同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政策组合，实现从“给优惠”到“创环境”“建生态”的根本转变。

　　（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正确的政绩观是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的前提。如果依然停留在简单以GDP增速论英雄的阶段，地方就容易产生攀比和冲动，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指挥棒”怎么指，“风向标”怎么摆，对地方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立和完善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绩效评价体系，引导各级干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对不同功能定位的地区，应设置差异化的考核指标。例如，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绿色发展的考核权重；对粮食主产区，应突出粮食生产和安全保障的考核；对科技创新中心，则应侧重研发投入强度、科技成果转化率等创新指标。通过科学的考核“指挥棒”，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真正用到察实情、出实招、求实效上，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五）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防范化解潜在挑战。在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大胆探索的同时，必须高度警惕可能出现的风险。一要防范“一哄而上”的同质化竞争。越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越要加强顶层规划和科学论证，引导地方理性决策，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二要处理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搞“喜新厌旧”，必须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要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政府的作用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和营商环境，而不是直接下场“当运动员”。要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和企业的主体地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1]纪玉山,苏美文,吴勇民,等.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J].工业技术经济,2024,43(08):3-25.

　　[2]朱安东,黄怡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红旗文稿,2024,(14):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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