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革命”概念深植于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是对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旨在通过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等方式，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永葆党的肌体健康，防止人亡政息。当前，学界围绕“自我革命”的理论渊源、历史经验以及现实启示等议题展开了多维度探讨，成果丰富。然而，将“自我革命”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标识性概念的专门研究略显不足。因此，从概念史角度对“自我革命”概念进行历史溯源，考察其在新时代的创新与发展，深入阐释这一标识性概念在实践指导、话语表述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是当前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自我革命”概念的历史溯源

　　科学准确把握一个概念，不能脱离其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也不应仅从文本字面出发进行解读，应回归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语境，从概念“源”与“流”的脉络中梳理其演变轨迹。“自我革命”概念的形成，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对不同历史阶段党的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期间经历了一个从实践探索到概念提炼的过程。

　　（一）在革命斗争中以“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党”展开“自我革命”的早期探索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具备了自我革命的实践自觉与思想内核，但尚未形成规范的“自我革命”概念表述。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包含了大量关于纪律要求和党内监督的内容，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规定：“个个党员须了解共产党施行集权与训练时不应以资产阶级的法律秩序等观念施行之，乃应以共产革命在事实上所需要的观念施行之”。表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便将自我革命的基因嵌入党的建设之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革命的艰苦和形势的紧迫，中国共产党坚决同各种错误思想、错误倾向作斗争，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党员数量激增，许多人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没有彻底转变。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多次提及“改造自己”“改造党”，表明中国共产党清晰地认识到，思想整顿是组织整顿的前提和基础，唯有通过主动的、向内的思想层面的自我改造，才能在组织上、政治上、行动上凝聚为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自我革命”概念的孕育与萌芽时期，虽未直接使用“自我革命”这一概念表述，但已初具“自我革命”的基本形态，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

　　（二）新中国成立后以“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之名践行“自我革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面对执政初期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决定于1950年5月1日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整风运动，通过开展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整饬党内不良风气。党内作风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后，中共中央于1951年至1954年开启了为期3年的“整党运动”，要求党员对照“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进行自我教育，在支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效维护了党的肌体健康。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主动检视自身、实现自我超越的政治自觉，是“自我革命”概念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和宝贵的经验来源。

　　需要指出的是，“自我革命”的概念表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已然出现。1963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江苏省委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向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试读讲解中央两个文件的情况报告》中写道，“广大干部、群众把中央的这两个文件”称为“干部自我革命的‘好镜子’”。这里的“自我革命”是党和人民为回答预防党的领导干部变质的问题给出的答案。1964年，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谁拥护革命，努力自我革命，就一定能够得到人民的谅解和照顾。”这里的“自我革命”主要是指党外人士的自我改造，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有所差异。

　　（三）在改革开放中以“全面整党”“从严治党”推动“自我革命”的深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得到了初步整顿，党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还来不及对党在思想、作风、组织各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整顿，十年内乱的流毒还没有肃清，党内仍然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对此，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从198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为期3年的全面整党。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自身不仅是领导社会革命的能动主体，同时也是必须接受严格约束和管理的对象，从主客体统一的维度科学回应了“谁来革命”和“革命的对象是谁”的基本问题，体现了“自我革命”中蕴含的“破”与“立”的辩证统一。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党中央聚精会神地抓自身建设，江泽民曾在重要场合多次强调“从严治党”，要求全党以“严”的标准管党治党，确保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序推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式写入党章，进一步深化了“自我革命”概念。概言之，“自我革命”概念是在“全面整党”“从严治党”实践基础上实现的理论升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二、新时代“自我革命”概念的创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自我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域引入党的建设范畴，正式提出“党的自我革命”，以“自我革命”为核心形成“四个自我”概念集群，从多个维度阐明“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并进一步赋予“自我革命”以精神、制度、实践和思想的丰富意涵，实现了对“自我革命”概念的创新性发展。

　　（一）将“自我革命”从全面深化改革领域引入党的建设范畴

　　“自我革命”概念最初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背景下提出的。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问题，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这篇大文章做好。”这里的“自我革命”主要指各级领导干部和政府部门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具有的政治勇气与责任担当，即主动革除自身弊端、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决心与魄力，体现为以“自我革命”的精神和气魄推动体制机制的深层变革。

　　面对新形势下的“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与党的建设的内在关系，提出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将“自我革命”这一重要概念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建设范畴，实现了从“体制机制领域的自我革命”到“党的自我革命”概念的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将“自我革命”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使“自我革命”概念兼具历史纵深感和现实穿透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认识达到了崭新高度。

　　（二）以“自我革命”为核心形成了“四个自我”概念集群

　　“四个自我”是“自我革命”的具体展开与生动呈现，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层次分明、内涵丰富的概念集群。其中，“自我革命”居于统领地位，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总体性概念，而“四个自我”作为其下位概念，分别从多个维度阐明了“自我革命”的深刻内涵。

　　在“四个自我”概念集群中，“自我净化”以“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的生动隐喻，明确了“自我革命”概念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方面的深刻内涵。“自我完善”以“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的具体意象，揭示了“自我革命”概念在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深刻内涵。“自我革新”以“与时俱进、自我超越”为内在要求，诠释了“自我革命”概念在革故鼎新、开拓创新等方面的深刻内涵。“自我提高”以“有新本领、有新境界”为目标指向，阐明了“自我革命”概念在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的深刻内涵。“四个自我”概念集群的形成，使“自我革命”从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为包含基础、手段、要求、目标等诸要素在内的有机整体。

　　（三）赋予“自我革命”以精神、制度、实践和思想四重意涵

　　“自我革命”具有丰富的内在意涵，主要表现为精神层面的价值引领、制度层面的规范约束、实践层面的从严要求以及思想层面的理论升华。

　　第一，“自我革命”首先作为一种精神品格而存在，集中体现为“自我革命精神”。自我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淬炼形成的独特精神标识，是中国共产党从稚嫩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的精神支撑。第二，“自我革命”作为一项制度规范而存在，表现为“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指中国共产党以制度形式固化自我革命实践经验，确保党长期执政的体系化、法治化安排，为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第三，“自我革命”作为一项实践活动而存在，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监督为外在保障，以自我革命为内生动力，共同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确保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第四，“自我革命”作为一个战略思想而存在，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自我革命”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推动“自我革命”从单一概念走向体系建构，为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方法论遵循。

　　三、“自我革命”概念的时代价值

　　“自我革命”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以其标识性意义和原创性贡献，在实践指导、话语表述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协同互促

　　概念是连接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桥梁。“自我革命”并非书斋中的“概念演绎”，而是深深根植并直接服务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同时，实践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持续推动“自我革命”概念的拓展与深化。

　　一方面，“自我革命”概念源于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炼。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在这一伟大实践中，迫切需要一个具备高度概括力与解释力的理论概念，用来系统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以及为何敢于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勇气进行彻底的革命性锻造，在回应时代之问与现实之需中，“自我革命”概念正式出场。

　　另一方面，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为“自我革命”概念提供了实践场域和检验标准。理论或概念是否正确、是否有效，不能由其自身来证明，必须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新时代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定力，大力坚决纠治党内顽瘴痼疾，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坚强有力，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自我革命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同时，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涌现的新情况和新挑战，也为“自我革命”概念的进一步研究阐释指明了重点任务和主攻方向。

　　（二）形成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话语叙事

　　概念和话语有着密切联系，概念是话语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支点，话语是概念的表达形式和传播载体，概念的内涵、边界与价值，在特定的话语体系中得以确立和展开，其产生、存在及表达都必须借助和依赖于话语。标识性概念因具有自主性、原创性和主体性等特征，成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关键要素。

　　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话语以“自我革命”标识性概念为基点，融合了多元话语表达形态，以政治话语的严肃性、学术话语的学理性以及大众话语的生动性，实现了理论深度与传播效度的有机统一。使党的自我革命话语既能精准传达党中央的坚定意志、经得起学理检验，又能凝聚起全党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对内有助于展现新时代管党治党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对外以“自我革命”概念为关键标识，有助于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认知隔阂，讲好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勇于自我革命的故事，为世界提供一个全面、客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窗口，也为世界其他政党，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与启示。

　　（三）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概念体系建构

　　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背景下，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法学门类下新设立的一级学科，精准提炼并系统整合具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推动形成逻辑自洽、层次清晰的概念体系，是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自我革命”与“党的全面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等核心概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逻辑关联。其中，深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保证，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实践场域和战略框架，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这些概念之间相互贯通，彼此佐证与互相阐释，能够有效避免“概念孤儿”的理论困境，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从局部、零散的探讨走向整体性、体系化的研究。

　　在本体论层面，概念体系的建构有助于明确学科属性、界定学科范畴，引导和帮助研究者在党的创新理论成果中准确把握本学科的独特定位，确保中共党史党建学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展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避免研究的分散和泛化。在知识生产层面，概念体系的建构有助于丰富学科的研究视野与议题空间，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和研究范式，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专业化知识的深度挖掘与自主创新，为推进党的建设和事业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结 语

　　“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管党治党的标识性概念，其演进脉络深刻嵌入党的自身建设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党”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我批评”“自我教育”，再到改革开放中的“全面整党”“从严治党”，直至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认识的持续深化，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主体自觉。面向未来，应进一步深化对“自我革命”标识性概念的研究阐释，并从明体达用的角度分析“自我革命”概念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三大体系”中的学理贡献，为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