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万红军被40万敌军四面合围，却在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声东击西，突破围追堵截。这场载入世界军事史的四渡赤水经典战役，展现了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军事才能。

　　军委二局全称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是红军专门从事无线电技术侦察与密码破译的部队。他们就是隐蔽战线上的“听风者”，于无声电波之中捕捉关键情报。

　　土城失利后紧急破译新密码

　　实现一渡赤水

　　清晨的青杠坡，薄雾未散，群山肃立。

　　沿石阶而上，峰峦如壁垒般层层合围，一道葫芦形的山谷静静卧于群山之间。“这里是打伏击的好地点。”四渡赤水纪念馆讲解员陈炜在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前解说道：“1935年1月28日战斗打响后，敌军没有进入我军预伏的山谷，而是从后方抢占了制高点，红军从伏击战被迫转为消耗战。那一仗，敌军兵力从最初判断的4个团激增至8个团，红军伤亡超过3000人。绝大多数牺牲的战士没有留下姓名，长眠在这片青青山岗之间。”

　　为何对敌军力量的判断出现失误？原来，红军进入贵州后，对国民党黔军、中央军的电台和密码已有相当掌握，但土城遭遇的川军郭勋祺部，使用的是一套完全陌生的密码——代号“正密”的“来去本”。

　　所谓“来去本”，即发报和收报使用不同密码本，字序全部打乱，不按偏旁部首排列。军委二局虽然截获了敌军大量密电，一时却无从下手。当时任破译科副科长的邹毕兆后来回忆：“……边战斗边破译郭勋祺的密码。密码叫正密，是自编本，还是复杂的来去本。曾局长、曹祥仁同志和我紧张地日夜破译……”

　　前线，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亲赴一线，仍未能扭转战局。原定北渡长江、会合红四方面军的计划，在国民党川军的顽固阻击下面临严峻考验。从清晨开始，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破译科科长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埋头攻关。临近中午，周恩来、王稼祥赶到军委二局驻地，对他们说：“你们赶快搞清情况，我们来帮你们弄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当日下午，密码终于被破译。然而译出的电文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各路敌军正从四面扑来，包围圈只剩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国民党南岸川军总指挥潘文华在电报中说：“我达、廖两旅，正向土城猛攻，期协同郭、潘各部，一致歼灭。红军主力全在土城一处，合围之势已成。”

　　红军总部据此于当天下午紧急开会，毛泽东等果断作出决定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收录的朱德当日命令写道：“我野战军拟于今二十九日拂晓前脱离接触之敌，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

　　1月29日拂晓，中央红军兵分三路，从土城、元厚场通过工兵连夜架起的浮桥，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在危局中完成。

　　回马枪战黔北

　　娄山关大捷的底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这首《忆秦娥·娄山关》，写于1935年2月娄山关战斗后。红军刚在这里打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仗——第二次攻占遵义城。

　　一渡赤水之后，红军进入川南，又西进云南扎西。蒋介石调整部署，各路敌军紧追不舍。

　　2月7日，刚被任命为“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的龙云发出一份密电，详细部署国民党川军、黔军、滇军的防堵任务。当夜，这份密电即被军委二局截获并破译。电文揭示了一个关键情报：敌军包围圈最薄弱的地方，在黔北遵义。那里只有黔军王家烈部据守。

　　2月9日，扎西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策：“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两天后，当国民党军向扎西逼近时，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敌军空隙中穿插而出。

　　2月21日，曾希圣率军委二局随野战军总部二渡赤水河。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曾希圣传》记载，他将连日掌握的敌情向毛泽东等作了综合报告。毛泽东等领导人判断：“川敌将有4个旅渡赤水河跟追我军可能，黔敌分布在赤水、猿猴场正联合川军动作；其另一部则正由遵义开桐梓，可能与我军遭遇；薛敌总的部署未定；滇敌主力距我军较远。”

　　2月24日，红一军团攻克桐梓。

　　当日，曾希圣再度报告：进入扎西地区的川军3个旅转向东追击；黔军王家烈率一部进至遵义后以6个团前出娄山关；薛岳兵团以吴奇伟纵队第59、第93师由黔西、贵阳地区向遵义急进。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乘敌川军和吴奇伟部尚未赶到遵义之前，给前出娄山关之敌以打击。

　　收藏于中央档案馆的电文显示，2月25日，朱德发出《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指示》：“敌情如你们所知……有凭娄山关相机出击阻我南下，掩护遵义以待薛敌来援的模样。”电令红军攻克黔北门户娄山关。

　　经一天一夜激战，红军击溃黔军6个团。2月28日，再占遵义城，随后击溃吴奇伟部两个师。是役，红军歼灭和击溃敌军两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多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一次胜利。

　　茅台镇佯动设迷局

　　等待一个更大的动作

　　电影《四渡》中有一个让人难忘的场景：深夜，一盏马灯在曲折的山路上忽明忽暗。会议后，毛泽东独自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毛泽东的计划被否，却仍放不下对打鼓新场战局的忧虑。

　　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围歼红军。3日，他发出收复遵义的密令，详细规定郭勋祺、周浑元、吴奇伟各部进攻路线和集结时间。

　　4日，密电被军委二局破译。毛泽东等判断：川军刘湘不会积极南下遵义，吴奇伟纵队已被打怕、必然畏缩不前，决定寻歼周浑元纵队一部。但敌军处处谨慎，红军始终找不到战机。

　　进退两难之际，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红军主力向苟坝西边的打鼓新场、三重堰方向进军，歼灭该地黔军。

　　中央在苟坝召开紧急会议。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提议，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分析，打鼓新场虽只有黔军，但周边有周浑元、吴奇伟8个师、滇军孙渡4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一旦不能速克，红军将陷入重围。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

　　散会后，毛泽东夜不能寐。他提着马灯走了两公里山路，找到周恩来，建议暂缓发出进攻命令。周恩来后来回忆：“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说服众人的关键，还有军委二局破译的敌军电报。3月11日《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写道：“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

　　3月11日，苟坝会议决定取消进攻计划。次日，成立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但红军仍需破局。敌军重兵正向打鼓新场集结，红军索性把戏演大，打乱敌人的部署。3月15日，红军攻逼，鲁班场之敌龟缩。3月16日，红军在茅台镇大张旗鼓架设浮桥，三渡赤水，佯作北渡长江之势。同时派一个团携带电台伪装主力，一路频繁发报向古蔺行进。蒋介石信以为真，急调重兵向川南集结，企图聚歼红军。

　　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已悄然隐入赤水河边的山林，无线电静默，等待一个更大的动作。

　　“豪密”助战

　　彻底跳出包围圈

　　电影《四渡》中有一个镜头让人印象深刻。深夜的沙土镇，红军总部灯火通明。敌军步步紧逼，包围圈即将合拢，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毛泽东缓缓开口：“曾希圣同志有个妙计。”

　　三渡是佯动。红军主力隐入山林，一个团带电台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向古蔺行进。

　　在3月16日至18日截获的诸多情报中侦知，重庆行营频频发电，多份落款“中正”的密电清晰表明蒋介石已经获知红军位置，但不明红军意图，他急调重兵集结川黔交界，准备在赤水、叙永、古蔺、毕节一带聚歼中央红军。然而3月21日至22日，红军主力突然掉头东进，从二郎滩、太平渡四渡赤水，再次从敌军缝隙中穿插而出。

　　3月24日，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督战。军委二局截获情报显示，蒋介石命令周浑元纵队主力在枫香坝地区，吴奇伟纵队主力在茅台地区，王家烈纵队一部在鲁班场地区构筑碉堡。

　　此时，红军正向南疾进，目标南渡乌江。

　　3月30日，军委二局截获紧急敌情：周浑元、吴奇伟6个师正向安底西北方向的泮水、新场（今金沙）急速前进。毛泽东等领导人担心，如果敌人侦知我军情况，有可能改变方向，转向安底猛追。那样的话，敌军只需一天路程，就能与红军正面交锋。

　　当夜，金沙县沙土镇红军总部灯火长明。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召集叶剑英、曾希圣、王诤紧急会商。乌江南岸有敌3个师，北岸追兵近在咫尺，进退两难。

　　沉默中，曾希圣开口：冒充蒋介石，给周浑元、吴奇伟发一封假电报，将两部主力调开。

　　这一招并非凭空而来。长期监听中，军委二局已完全掌握国民党军的密码规则、电文格式，甚至了解蒋介石的行文习惯和越级指挥作风。《曾希圣传》记载，毛泽东等人当即判断此计可行：蒋介石常常朝令夕改、越级指挥。此举利用了蒋介石的弱点和特点，有成功的把握。同时，也指出假电不能太离谱，此法只能用一次，否则不仅失效，反会暴露红军的无线电侦察能力。

　　曾希圣反复揣摩蒋介石的电文语气，拟定命令，由曹祥仁重新编码后发出。假电指示周、吴两部继续向泮水、新场、三重堰方向前进。军委二局紧盯敌台动静，两部果然依令而行。

　　3月31日午后，除佯动牵敌的红九军团外，中央红军全部南渡乌江。邹毕兆后来在手稿中写道：“二局冒充蒋介石发的这封密电，蒋介石可能至死也不知情。”

　　渡江后，红军直逼贵阳，前锋距城不过20公里。坐镇贵阳的蒋介石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孙渡纵队昼夜兼程赶来救援。而这正是毛泽东的意图：滇军东调，云南空虚。红军随即从贵阳、龙里之间的狭窄缝隙穿插南下，从黔西南直入云南，巧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圈。

　　电影中还有一幕意味深长：蒋介石质问部下，红军密电为何始终破译不了？答曰，那是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密码。

　　1931年，周恩来化名“伍豪”在上海编制了这套后来被称为“豪密”的密码体系，采用“复译法”双重加密，密码本随时更换，截获再多也无法破解。四渡赤水期间，国民党截获红军密电无数，却一份都译不出来。一方一无所知，一方信息透明，构成这场“电波战争”的根本格局。

　　1975年，叶剑英回忆长征时感慨：在龙里、贵定之间不到30公里的地方，红军进进出出，来回穿插，局外人看来不可思议，但我们心里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是不容易下这个决心的。

　　当然，情报是决策的依据，但从来不是决策本身。

　　红军重视无线电侦察由来已久。早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军委二局就已具备截获、破译国民党军密电的能力。但在当时的错误军事路线下，同样的情报优势，未能转化为战场上的主动权。情报能否发挥作用，关键看谁来用、怎么用。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在纷繁电文中辨明方向，于重重围困中捕捉战机。

　　四渡赤水，红军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奇迹背后，不仅有将领的运筹帷幄与战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群“听风者”的默默贡献。一盏桐油灯，一套密码本，就是他们的战场和武器。

　　赤水河奔流如昨。那滴滴答答的电波声，早已隐入河谷深处，与涛声同在。但回望历史，那些藏在电波里的勇气与智慧，从来都没有消失。

　　(作者：黄若佩)

　　（本文由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副会长、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一级巡视员覃爱华提供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