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及伴随其而来的全球化、标准化、流动性已经逐渐深入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力量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形成巨大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和保留地方文化的多元性、独特性、原生性就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强调将“地方中的全球”与“全球中的地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旅游发展中的现代性推进和地方性保持之间的矛盾，是旅游发生机制与现代旅游业产生机制中自然潜在的、悖论性的结构因素，是内在的、与生俱来的。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现代的旅游。一方面，现代性带来的物质生活的丰富及交通的便捷成为大众旅游得以产生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另一方面，现代性带来的精神“荒野”又成为人们旅游动机的重要来源。旅游正是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的一种制度性手段。旅游使人们在短暂的解脱中释放对现实的不满和怨恨，消除日常生活中的不适，是一种在现代性危机之下对自己精神和本真性的追求。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地方的声音往往被现代性的巨大潮流所湮没；然而地方性是保存和保持文化多元价值不可或缺的土壤。因而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现代性的推进和地方性的保持是既矛盾又统一，既互斥又共生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性的浪潮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地方性。旅游目的地最核心的竞争力往往源于其差异性，没有了这种差异性和地方性，一个地方就难以成为与客源地日常生活空间相对的旅游目的地。然而，旅游业本身却正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制造同质化，消解地方性。旅游中的民俗展演也有同样的问题。当某些生活场景以旅游者为表演对象时，表演内容就会迁就旅游者的偏好，与实际情况有所区别而失去或降低原来的价值。旅游者本来是在追求差异性，而当地富有特色的景观或文化却因为旅游者的这种追求而日益趋同。另一方面，地方性对现代性在做出积极回应。为了避免全球化的冲击，让地方有更大的发声空间，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地方性以及文化多元赖以生成的基础之于人类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一些国家、地方、民间组织和“精英”们会自觉地将保留和保存地方特色浓郁的东西和品质作为一项重要的策略，主动地、自觉地、有意识地培养地方本土的品质，以抵制全球化的侵袭。

　　总之，地方性在应对现代性的过程中并不是固定的、被动的，而是变化的、主动的。这也意味着现代性与地方性之间并非此消彼长、取而代之的简单过程，而是存在缓和与互动的空间，从而使地方的现代性变迁过程呈现较为复杂的图景。由于在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业几方面都显示出矛盾，现代性与地方性可以看作是旅游的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之间的内生矛盾，这个矛盾外显为现代性对地方性的消解重构和地方性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现代性推进与地方性保持是旅游的内生悖论，是固有的矛盾；然而在旅游业发展中，这对矛盾的外显关系有何表现，如何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民俗展演又是如何在二者之中保持平衡，将是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在快速的旅游业发展中，华阴老腔这一原本存于田间地头的陕西关中民俗已成为陕西“原生态”的符号而被快速商业化。现代性裹挟下的华阴老腔展演显示出了极强的地方性，又通过地方性得以在现代性中生存，在充满现代性色彩的展演之中地方性表述无处不在。为此，本文以陕西华阴老腔展演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入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现代性与地方性在几个方面的相互对立和相互转换，思考旅游业发展条件下传统民俗展演中地方性保持与现代性适应的问题。

　　一、典型案例与研究方法

　　（一）典型案例

　　华阴老腔是流传于陕西东部华阴、潼关、大荔等几个县的一种古老的戏曲表演形式，在民间一直处于纯自发的状态，且多数情况下是皮影的伴唱，并不独立演出，其曲谱多年来缺乏整理，年轻人中传承者甚少。2000年之后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逐渐被推上舞台，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出现稳定的演出团队，目前其演出的足迹已遍布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在央视春晚、央视戏曲频道春晚等均进行过演出。各方对老腔的评价中，“原生态”“悲壮苍凉”“最古老的摇滚”“黄土地”等词汇出现频率极高。短短十几年，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老腔不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有系统地保护起来，还出现了市场化程度颇高的商业展演，原本已散佚的曲谱也重新被整理和完善，可以说老腔已完成了从自发的民间艺术到较为成熟的商业展演的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中有几种力量在同时起作用，出现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代表人物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分别代表了当地文化精英中的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

　　华阴老腔的走红，凭借的是这一特殊民俗和演出形式所体现出的地方性。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文化精英对旅游者地方想象进行了思考与迎合。这个互相建构的过程使得华阴老腔成为研究民俗展演中现代性与地方性关系问题的生动案例。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2007年之前，作者对训练中的艺人们进行访谈，主要了解其动机，当时尚无商业演出机会，他们的动机主要是自娱自乐。2007-2013年，作者多次去老腔艺术团观看演出，并与团队交流，观察其展演动机和行为变化。在2013年之后，作者在西安多次观看表演并进行融入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在团队赴外地及国外等地演出归来之后，作者都专程与艺人们进行交流，主要了解他们在外地和国外演出时的感受并观察其行为。十余年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整理访谈资料近8万字。

　　二、结果分析

　　（一）地方精英的调和：民间立场与官方在场

　　从老腔的发展过程中看，它不同于国内很多民俗展演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当地的文化精英们起到的作用。他们充当了地方民俗的整理者、翻译者和传递者，是在现代性的裹挟之下将政府、民间综合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1. 民间的立场

　　民间的力量不可小觑。演出者发现自己原本只用于消遣的老腔有市场之后，在文化精英的组织之下，老腔迅速走上舞台。这一过程又得到了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他们的身份、表演与地方性文化结合，迎合了旅游者关于黄土地的“异文化”想象，对旅游地的形象建构和本土文化的传承保护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老腔的发展中，本土精英们具备了这样一些优势：第一，他们在这一地方土生土长，熟悉当地传统；第二，他们比其他团员更具文化敏感性，能够认识到传统民俗的独特及由此带来的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第三，他们比其他团员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能找到演出机会；第四，他们在团员中具有感召力，这一感召力并非来自于现代性所规定的职位，而是来自个人魅力。当地文化精英对内自觉地保存了老腔中地方特色浓郁的品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引导着老腔的发展方向；对外作为本土文化实践的形式，传播自己认同的地方文化，并影响和控制着展演的质量。他们的存在使老腔演出从被观看、被拍摄、被诠释到主动整理、主动演出、主动筛选剧目。可以说，他们代表当地人积极把握了现代性带来的发展机遇。为了适应旅游者和其他观众的要求，老腔也加入了现代的文化元素，这可以看作是在现代性条件下做出的改进。

　　2. 官方的在场

　　官方的在场支持了老腔的发展。现在的老腔在当地政府的政策保护之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义，已成为当地旅游吸引力的一部分，并且作为当地的文化符号对外输出。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如设立专门的场所，试图培养年青一代的非遗传承人。

　　地方政府对老腔展演的积极支持态度，主要出自地方文化重塑和地方经济发展两方面的动机。目前老腔展演已经在某些场合下被政府征用，以老腔演出的形式宣传、推广政策方针，如在老腔原有的表演词句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改进和创新。在老腔这“最古老的摇滚”的表演形式之下，内容已经不再完全是田间地头的皮影戏内容了。老腔这一关中传统民俗，在地方政府的凝视下，从日常生活的民俗事项，被重构为便于展演的地方文化，并已带上了官方宣传色彩。

　　可以看出，在老腔发展的过程中，以地方文化精英为代表的民间自下而上的努力和由政府带动的自上而下的推动两股力量同时起作用，不仅推进了老腔的保护和市场化，也建构了老腔的地方性。

　　（二）主体意识的响应：自我呈现与他者认同

　　1. 自识：自我呈现与自我意识的强化

　　在被“他者”发现之前，老腔在关中乡村一直处于自在状态，在传统、习惯的力量下被无意识地实践与传承。有了旅游者这样一种“他者”作为参照，本地精英们深刻意识到作为“我者”的文化内涵的独特与可贵，渐渐学会了追寻“他者”的目光进行自我审视，并对“他者”地方想象进行回应。他们在现代性的进程中，通过传承和维护本土文化，有意无意地成了地方性的媒介，成为决定哪些地方性文化元素得到展演的重要力量。表演者和旅游者形成了一种“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对话关系，自我的主体意识得以不断地强化。可以说，老腔展演的被催发和被产生，是全球化过程中地方性的凸显。

　　2. 他识：印象建构与他者认同

　　现代性语境下，前往异域的、在主流话语中被认为是“落后”的地方旅行，甚至迁居到这些地方，似乎是逃离现代性的有效选择。现代性所推崇的无休止的社会进步，反而促使很多人去寻找一种似乎凝固在时间里的、停滞不前的、因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的生存形态。现代性下的旅游就是主体寻找与惯常生活经验相异的文化体验的过程。

　　老腔的走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适应了人们逃离现代性的心理需要。老腔的“原生态”“最古老的摇滚”等标签，从时间上可以与“过去”“传统”“怀旧”等联系在一起，在空间上又充满乡土气息，符合多数人想象中的异域文化场景特质。

　　旅游者在观看老腔演出之前，通过各种宣传已经建立起了对老腔的想象；在观看展演的过程中，旅游者的想象又被演出者进行了修正和重建。那些用地道关中话演唱、用充满乡土气息的乐器弹奏的老腔不仅旅游者听不懂，甚至连当地人也未必能全听懂。但旅游者并不要求听懂，他们只需要寻找到符合自己想象的符号就算是不虚此行。因此可以说，老腔的关中民俗符号特性是主客双方共同赋予的，它是本地人在他者视野中的文化身份符号，也是迎合他者地方想象性之后本地人做出的调整与建构。

　　（三）文化符号的异化：日常图景与非日常展演

　　1. 日常生活的符号化

　　老腔选取了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符号嵌入到展演叙事结构中，使其成为地方文化的表征。表演者能够认识到自己是地方性文化的符号，且有意识地对展演内容进行了重塑。例如在老腔的各种宣传海报中占据最显赫位置的往往是演员手持枣木块敲击板凳的场景，但这并非老腔原有的。枣木块原是皮影演出时的拟声道具。在2004年一个偶然的情况下，砸板凳被加了进来，从此便成了华阴老腔最具标志性的桥段。再如老腔着力强调蹲在椅子上吃面等场景所具有的乡土、原生态特征，运用他者对本地人的刻板印象，并将这种刻板印象在表演的前台予以展示。老腔展演是将关中日常生活中的片段抽离出来，作为关中人身份的易于被识别的表述，这是本地人为他者的“看”而生产的自我，即自我的他者化。日常生活的符号化便成为本地人的“自我”与旅游者的“他者”相互凝视中有意建构地方性的一种手段和方式。

　　华阴老腔能够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地方民俗迅速走红，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符合现代性之下旅游者关于“原生态”“远方”的地方想象，演出者选择日常民俗中最具有“异文化”情调的、最符合旅游者期待和想象的内容，通过旅游者的视角对自身文化进行解读和重构，于是在官方、民间的互动下，老腔以“活文化”的形式存留在旅游展演中。更为重要的是，老腔的表演者已深谙族群文化的价值所在，其向“他者”展示而获取利益的行为，无意间成为了保全该文化的动力机制。这可以看作是当地对现代性带来的标准化、全球化等做出的主动适应和改变。

　　2. 符号化导致的非日常

　　老腔在组织演出元素时对日常生活进行了筛选，难免会出现为了符号而远离实际日常生活的现象，例如老腔展演中的服饰道具。由于地处平原，且距离大城市并不遥远，关中农村的穿着方式已经高度现代化，但在展演中，演员的穿着却仍然以对襟褂子为主，唯一的女性角色“瓜女子”更是穿红着绿，头上扎着与年龄和时代都严重不符的双马尾，这是根据生活实践进行加工以使其更适合舞台演出的结果。服饰和板凳等道具有两个特点：足够“土”、足够常见，这充分表现了老腔作为民间的、劳动间隙进行的、地方的特点。“土气”的演出服装，浓妆艳抹的“瓜女子”，乐器的“土”，都使得人为加工的符号超越了一般文化符号的真实，让旅游者不再执着于与原生文化的严格匹配。“走向市场的传统文化必然要遵循市场的逻辑，越来越远离其原来的生存背景，被仪式化、舞台化，成为被观赏的对象。被再生产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个过程中，民俗被制作成了符号，从日常生活中来，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看似与日常生活无关，却又处处相关。

　　然而，老腔在华阴当地并没有成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可以说，老腔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但传承人和专业艺人匮乏。因此，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老腔在其他地方不断地展演，甚至远赴海外，已经在几方合力的作用下成为关中乡村生活的文化符号，然而它却并不真的是当地生活的常态。当地政府的强推和当地文化精英的努力，并没能使得老腔成为当地民间文化生活的主流。可以说，老腔作为民俗在当地依然比较小众，但它以展演的方式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复兴，成为地方意义的代表。

　　（四）时空移植的权宜：地方性与非地方表达

　　在现代旅游背景下，老腔能够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并且获得发展机会，正是由于它的地方性特征。老腔的演出者在资本的介入之下，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当地民俗文化进行展演，向旅游者展示“真实的”民俗文化。与旅游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尽可能寻求保持某种特定角色，行为上进一步巩固这种角色身份，以此强化自己对当地的身份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引导旅游者形成固有印象。这些努力是在力图使他们的展演看上去就是仍在延续的日常生活，以此来固定“差异”。

　　1. 展演的非地方移植

　　地方性的另一端是无地方性，意指认同逐渐弱化并相对地方中的人失去意义的地方，此过程是一种地方性消弭的过程。目前已有学者对古镇酒吧空间、客栈民居的“实在与虚无”分析、星级酒店和大型购物中心的“无地方性”进行了研究，而民俗展演中的非地方性却还鲜有涉及。

　　因为现代性带来的全球化，老腔艺人们获得了比当地其他人更多的外出机会，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社会交往的范围得以扩大。在展演中，老腔团队成员具有多重身份。当演出在当地进行时，他们具有当地居民和表演者双重角色。而当演出在远离华阴、远离陕西、甚至远在国外的时候，他们具有旅游者和表演者双重角色，他们在舞台上拿起乐器，成为陕西关中民俗的代表，向其他旅游者展示的不是旅游者身份，而是演员身份；走下舞台放下乐器，他们的行为和普通旅游者并没有什么区别。艺人们的表演具有高度的辨识性，表达出了老腔的文化特征。旅游者作为表演的受众群体，能够接受移植了的文化展示，但也明白这并非演出所在地的文化。由此可见，现代性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强，使得老腔的地方性通过一种“非地方”的形式得以表达，远离特定时空的异地展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老腔的地方性。

　　当与外界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性的交互时，地方民俗文化表现为内部成员日常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在民俗被搬上舞台，其中某些符合旅游者地方想象的更易于被符号化的内容被开发和组织起来，被异化为文化商品，并在双方互动中成型且固定为民俗展演中的模式，它是民俗展演的日常性与非日常性转换的表现。可以看出，老腔展演来源于历史和生活，但是并不等于原生文化本身，它由各个参与主体精心加工提炼而成。

　　2. 异地表达的地方性

　　为了吸引旅游者，旅游地往往会给旅游资源加上古代、民族、乡村或原始的特征来突出其地方性，并对本土文化传统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游离在自身习俗之外、移花接木式的“文化盆景”。老腔在异地展演就是这种情况。从时间上看，老腔移植了现代化发展之前的地方民俗；从空间上看，这种移植是跨地域的，把关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了空间位移。为了在全球化条件下仍然能保持地方性，老腔在展示内容的遴选上便只选取了该地方最有代表性的和最吸引旅游者眼球的文化要素，其他要素容易被忽略。

　　异地展演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地方性的努力，老腔的符号功能被大大加强，最大限度地表征了当地文化。至于老腔原本存在的地方性土壤及其文化意义，在传播过程中是不予考虑的；而在远离华阴的异地，老腔离开了文化原产地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更值得推敲。当原本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老腔成为展演活动时，这些展演就只能是服务性的文化产品。这种情况下的民俗展演为了增强流动性而牺牲了一定的地方性，可看作是地方性应对现代性的权宜之策。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现代性裹挟下，老腔这一古老的陕西关中民俗已成为当地“原生态”的文化符号，通过极强的地方性得以在现代性中生存和发展。本文在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基础上，揭示了华阴老腔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现代性展演与地方性表述的互动过程与关系，并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华阴老腔的现代性展演与地方性表述呈现结构化过程，该过程介乎于旅游者、旅游活动与旅游业之间，是旅游内生悖论的必然。

　　旅游者方面，作为旅游活动的主体，其内在的矛盾是导致旅游发生机制内生悖论的最主要原因。所谓“生活在别处”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都暗示了对现代性的疏离和对“远方”的向往。现代性使人们能够并且需要从日常承担的角色中暂时地离开，因而人们在旅游中走出自己生活空间的边界，为寻求乐趣（而不是迫于必要）而旅行，这似乎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在“别处”能得到一些人们无法从自己的生活空间中获得的体验，正是它使旅行具有了价值。因此，现代性也是地理学应重点关注的研究问题，“现代性主体”对于“落后”的、处于现代性过程“以外”地方的渴望，不仅牵涉到人在物理空间上的迁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建构与体验。

　　旅游业方面，旅游者的消费需求不仅决定了产品导向，也决定着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旅游作为介乎于东道主和旅游者的结构性行为，不仅是具体的人的行为，也包含着一种自然生态或者生产形态的改变。为了迎合旅游者不断增长的需要，或者为了达到官方和政府对旅游目的地所下达的各项指标，旅游地一方通常必须改变他们缘生性状态，甚至包括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旅游者就是现代性的一部分，他们到哪里，就将现代性带到那里，现代性在旅游当中如影相随。这种现代性的力量对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形成巨大的威胁，即所谓的“现代性的悖论”，旅游者一方面消费地方，一方面要求地方保持在原始状态，这实际上是现代性悖论在旅游过程中的体现。

　　旅游活动本身包含的两种矛盾的品质，正是旅游之中经济外壳和文化内涵的一对固有矛盾。现代性推进与地方性保持之间的矛盾，也正是经济外壳与文化内涵这对固有矛盾的体现。由此可知，老腔的现代性推进与地方性保持是旅游的内生悖论。现代性推进和地方性保持之间在旅游者、旅游活动、旅游业几方面都显示出矛盾，旅游者既要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又不能放弃对地方性的想象和体验；旅游活动既是一种商品消费，又是一种文化体验；旅游业一方面要引入现代化生产方式，又要突出地方性。

　　第二，华阴老腔的现代性展演与地方性表述过程，是华阴老腔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地方性的权宜之策，也是现代性与地方性相互嵌入和转换的过程。

　　华阴老腔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迅速从小范围的民俗成为红遍全国的演出形式，这个过程提供了现代性语境下民俗展演发展历程的极好样本。矛盾外显为现代性对地方性的消解重构和地方性对现代性的积极回应，并具体表现为四对矛盾。

　　主体方面，官方在引导、扶持老腔展演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民间则出于多种动机积极参与了老腔的保护和传承；而当地文化精英居于二者之中，对老腔进行了主动的收集、整理、发扬，他们是将官方和民间综合起来进行本土文化的传承与旅游地形象构建的重要力量。

　　在动机方面，老腔在现代性浪潮中迅速从自在的、无意识的传承，变为他在的、有意识的展演，这一转变是自我呈现和他者认同两种关系的相互嵌入。在他者的目光里，本地精英认识到地域文化的可贵，自我的主体意识得以加强，并逐渐选择从他者的视角审视自己，选择更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元素进行展演，这是主体意识对他者的响应。

　　在内容方面，老腔能够走红是因为它符合现代性之下旅游者关于“原生态”“远方”的地方想象，因此演出者选择日常民俗中最具有“异文化”情调的、最符合旅游者期待和想象的内容，通过旅游者的视角对自身文化进行解读并有意识地对展演内容进行重塑，但这一过程又往往伴随着由符号化必然带来的展演内容的非日常化。这种文化符号的异化是当地对现代性带来的标准化、全球化等做出的主动适应和改变。

　　在结果方面，现代性带来的流动性的增强，使得老腔的地方性通过一种“非地方”的形式得以表达，然而远离特定时空的异地展演却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老腔的地方性。老腔在异地展演中对民俗进行的时空移植，是老腔在全球化条件下保持地方性的努力，也是老腔为了增强流动性而牺牲一定地方性的体现，可看作是地方性应对现代性的权宜之策。

　　（二）启示

　　旅游是对现代性生存条件“好恶交织”的反映和体现，旅游是理解现代性以及反映现代性内部矛盾的一把钥匙。为了回应现代性所致的生活危机、抵抗现代性体验中的负面影响，旅游者前往想象中的异域的甚至“欠发达”的地方旅行，企图逃离现代性，找回曾经生活的稳定与真实，老腔强烈的乡土气息恰好符合人们的地方想象，在地方精英的经营之下，老腔选择了最符合旅游者期待和想象的元素进行重新建构。因此，其中现代性和地方性的内在悖论和外显矛盾都十分典型，老腔的商业化既是当地文化对现代性推进的接受和适应，也体现出在地方性保持方面的努力，这一过程中充满着现代性和地方性的互相转换、互相建构和互相嵌入。

　　而在异地展演的情况下，老腔原本就承载的关于时空的地方想象又被叠加了一层时空移植，使得现代性和地方性的矛盾更为耐人寻味。换言之，现代性所固有的普遍商品化原则的所向披靡，导致了文化生活的肤浅化和浮夸化以及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和虚假化，旅游者不过是沉迷于由旅游工业所炮制出来的伪造景象中。因此，在现代性席卷乡村之时，在全球化与地方性互动的过程中，民俗展演如何依附于地方文化身份做到对外的适应和对内的传承，如何在保持文化形式可塑性的同时，处理好民间艺术自我再发展和市场延续性的关系，这是乡村旅游振兴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老腔商业化进程不同于其他民俗展演的突出特点是地方文化精英所起的作用，他们不是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参与到从文化符号搜集、整理、挑选直至演出的全过程。这些文化精英中的各种细分类型在动机上、行为上、对地方文化认同程度上、与政府合作程度上、与其他艺人的相处模式上都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尤其是老腔原本没有女性参与，但在其现代性推进过程中，出现了以张香玲为代表的女性艺人，且展演文本中“瓜女子”也成为颇具特点的角色，“瓜女子”与其他民俗展演中的女性角色区别极大。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机制如何等，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王晓华，西安外国语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白凯，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教授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年第6期，有删节